有一天，我一手抱著兒子，一手在寫稿。寫著寫著，兒子開始哭。我正寫得順手，不願停下來，我讓兒子「運動」，自己的右手也飛快的「運動」，腦子也不停的「運動」……，正「運動」得渾然忘我，母親怒氣沖沖的在我書桌前一站，對我疾言厲色的說：

　　「你如果想當作家，就不該這麼早生兒子！既然生了兒子，就丟掉你想當作家的夢！你這樣只顧寫作，讓孩子吵得全家人不能生活，你豈不是太自私了嗎？」

　　我一驚停筆，抱著兒子，惶然不知所措。那種「罪該萬死」的感覺又從頭到腳的罩下來。我無法為自己解釋，只感到走投無路。當晚，我把頭埋在兒子的襁褓中，祈求的對他低語：

　　「兒子，你不能這麼愛哭了，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哭了！給我一點時間，讓我為你，為我們兩個，為你的父親，做一點事吧！」

　　說也奇怪，兒子那晚不再哭。我奔回書桌前，飛快的繼續我的小說。那夜，我寫完了那個短篇。至今記得那篇小說的題目：《情人谷》。這篇小說在如此倉促之下完稿，寫得並不好，卻很快的發表了，很快的拿到稿費。發表的雜誌，與我後來的生涯有極大的關係，那本雜誌名叫《皇冠》，那是我第一次給《皇冠》寫稿。拿到稿費，馬上換了美金，寄去給慶筠。

　　我的生活，就這樣，又陷入艱苦的掙扎裡。慶筠很勤於給我寫信，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剛離開沒多久，他來信中有這樣的一句：

　　「讓我們用三百六十五日的相思，去奠定百年相守的美景！」

　　我好感動。抱著兒子，我在他耳邊悄悄背誦。後來，他的信中常常提到國外的所見所聞，我也看得津津有味，非常新鮮。一次，他信中忽然有了「憤世嫉俗」的味道，很悲觀消極，他寫：

　　「到了國外，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台灣是多麼渺小！鳳凰，我告訴你，以後我們不用去爭取物質生活，因為我們的物質生活不論怎樣進步，也不可能追上歐美的水準！我們太落後了！看到別人的進步，會讓我感到無望和自卑！」

　　（慶筠一定沒有料到，今日的台灣，不但已追上了歐美，有些地方甚至凌駕了歐美。）

　　其實，從這封信中，我就該看出一點端倪。這次出國，帶給慶筠的衝擊確實很大。他離開時，是個積極，有信心，有熱情的年輕人。雖然也有些「憤世嫉俗」的意味，卻不嚴重。他回來時，一切思想看法，都有些變了。變得最多的一點，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樂觀和天真了。

　　慶筠回來時，小慶已快滿周歲。

　　我帶著滿懷的喜悅，帶著我們的兒子，帶著「百年相守的美景」，飛奔到機場去迎接慶筠。我們總算把這一年熬過去了。再相見時，我們手握著手，淚眼相看，真覺得恍如隔世。慶筠抱著他的兒子，看了又看，親了又親，簡直不相信這個「胖小子」，就是他離開時，尚未出世的孩子。我們「一家三口」第一次團聚，真有說不出的喜悅，和說不出的辛酸。至於別後種種，更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講完的！

　　我怎樣也沒想到，這次的團聚，卻是日後分手的序幕！人生的路，不知道為什麼，我所走的，特別崎嶇。

　　十二、痛苦的婚姻

　　我們一家三口，又搬回到高雄去住了。這次，我們總算租了一幢房子一家住，這房子也很奇怪，是兩層樓，卻只有兩間房，樓下一大間是客廳兼書房，樓上一大間是臥室兼書房。我和慶筠，終於擁有了兩張書桌。他在樓下寫，我帶著兒子在樓上寫。

　　慶筠繼續他的上班生活，寫作都是晚上的事。但是，在國外這樣東奔西跑了一年，再要收下心來，去過如此「孤獨」的「寫作」生活，他驟然間無法調適他的腳步。再加上，他走的時候，兒子並未出世，我和他兩人共有一個小天地。他回來時，兒子已經一歲，正是又吵又鬧又需要人一步一扶的時候。假若慶筠曾和我共同度過兒子出生後的第一年，他一定比較能適應兒子。但他跳掉了那一年。現在，突然間，我變成一個母親，注意力全在兒子身上，等兒子好不容易睡覺了，我就衝到書桌前去「寫作」，我忙得簡直分身乏術，對慶筠，我難免疏忽。

　　如今再回憶起來，我和慶筠的婚姻，一開始可能就是個錯誤。我們之間沒有很深的愛情基礎，認識的時間又很短暫就結婚，彼此瞭解都不夠深入。但，我們婚姻中真正的致命傷，是不該輕易離別，更不該雙雙執迷不悟的寫作。

　　重回到我身邊的慶筠，對「寫作」的「使命感」更加強烈。在國外走了一圈，他心有所感，極力想寫一些有意義有深度的作品。這種「使命感」把他煎熬得很苦。當他在「煎熬」中時，我無法分擔他的苦惱，也無法進入他的世界。我忙兒子，忙家務，忙自己的寫作就忙個沒完。我頂多能做到的，就是抱著兒子到屋外的草地上去玩，讓他耳根清靜，讓他有短暫的時間可以利用。

　　我和兒子在外面玩了兩小時，回到家裡，他桌上的稿紙仍然空白，寫了字的稿紙，全在字紙簍中，堆了滿滿一字紙簍。而他，頭髮凌亂，眼神落寞。

　　同一個時期的我，卻寫了好多篇中篇小說，我把它們寄給《皇冠》，都能刊載出來。《皇冠》的稿費不高（我後來才知道，這本雜誌是如何慘澹經營的）。稿費雖不高，對我的生活，卻已不無小補。最重要的，是我有一個發表的園地。我的中篇小說《尋夢園》、《黑繭》、《幸運草》……都是這時期發表的。有一天，我居然收到《皇冠》社長「平鑫濤」的一封信，信中寫著這樣幾句：

　　「我們非常喜歡你的小說，讀者反應也十分熱烈。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每期給《皇冠》寫一篇稿？長短字數都沒有關係，《皇冠》篇幅大，可容納較長的文稿……」

　　我捧著信，雀躍三丈。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邀稿」信！我把信拿給慶筠看，簡直「得意忘形」。慶筠看了信，十分納悶，他總覺得我的小說寫得很沒「深度」。這樣沒深度的作品怎會有人邀稿！他立刻把我發表的那些中篇小說，拿來重讀一番。看完了，他把雜誌丟在桌上說：

　　「你不過是在說故事而已！」

　　「對！」我承認。「我就是在說故事！」

　　「你連故事都沒有說得很好！」他又批評。

　　「對！」我仍然承認。「不過，我會慢慢進步的！」

　　「如果你一天到晚寫這些沒深度的東西，你一輩子都不會進步！」他氣沖沖的說：「如果你以此為自滿，你就完了！你會陷在流行的、通俗的窠臼裡，再也跳不出來！」

　　我有些受傷了，抬頭看他，我語氣不佳：

　　「你去寫那些藏諸名山、流傳後世的不朽名著，讓我去寫沒深度沒格調的故事！我只想說故事，只愛說故事。我才氣不高，學問不深。能寫得出來，能有地方發表，我就很滿足了！」

　　慶筠看著我，不知道為什麼那樣生氣。他整晚坐在桌前想心事，偶爾塗塗寫寫，又都撕掉。第二天他去上班，到下班時沒有回家，我抱著兒子，站在門前等，越等越心慌。怕他出事了，怕他騎車太快了，怕他被車撞了……夜越深，我越怕。最後，我鐵定他出了意外，哭著跑到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公司早就下班，沒人接電話。我又哭著打給麒麟，麒麟在工廠上班，或者知道下落。麒麟一接到電話就問我：

　　「你是不是和他吵架了？」

　　「沒有！」我哭著說：「我沒有跟他吵架。」

　　「安心啦！」麒麟喊：「一個大男人，不會有事的！你回家去等就對了！」

　　我只好抱著兒子回家。午夜，慶筠回來了，我聽到腳踏車聲，就衝到門口去看他，一看他四肢俱全，完完好好，我竟「哇」的一聲哭出來。慶筠把我一把抱住，連聲說：

　　「對不起，對不起，我應該猜到你會著急。我只是和幾個朋友去玩橋牌，不知不覺就玩晚了！」

　　我驚魂甫定，身子還在顫抖。那時候，家裡都沒電話，聯絡起來本就不便。丈夫一夜晚歸，我似乎也犯不著小題大作，只要他安好，就什麼都算了。我拭去淚，雖然心底仍然委屈，卻也不再多說什麼。

　　誰知道，這種「晚歸」，竟逐漸變成一種「習慣」了。

　　那年，麒麟和他的女友小霞結婚了，也定居在高雄，我們雙胞胎都已成家，又住在同一個城市，時相往來，實在是件很好的事。但，我和慶筠的感情，卻開始陷入風風雨雨之中。

　　慶筠常常下了班就不知去向，歸家時已是夜深。頭幾次，我會哭，會著急。次數多了，我不再著急，卻化為一股怒氣。年輕的我，脾氣一向就不很好。現在，身上的工作又十分沉重。小慶已牙牙學語，而且飛快的學走路。小傢伙渾身有用不完的精力，爬高下低，跳來跳去，簡直沒片刻安靜。我每天僅僅帶他，已經筋疲力盡，何況我還要抽出能抽出的每一分鐘，去寫一些東西。現在，我寫的作品，幾乎大部分都能發表了。我有好幾個固定的地盤，是從不會退我稿的：一家報紙的副刊，香港的一本文學雜誌，和台灣的皇冠。我每月只要勤於耕耘，就會收到相當不錯的稿費，這對於我的生活和寫作來說，都是莫大的鼓勵。我就寫呀寫的，幾乎沒有停。

　　我最大的錯，是從沒有去體會慶筠的「失落」。當他夜不歸家時，我就生很大的氣。我罵他沒有責任感，沒有良心，既不是好父親，更不是好丈夫！他被我罵急了，就怒沖沖的吼了回來：

　　「你不要以為你現在能賺幾個臭稿費，就有什麼了不起！你知道嗎？如果我不是要上班養活你，如果我像你一樣，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寫作，我早就是大作家了！都是你！都是你！你害慘了我！你謀殺了我的寫作生命！我會夜不歸家，就因為你！因為我苦悶，因為我不要回家面對你！」

　　這太殘忍了。夫妻一旦吵架，常會說些最刻薄的話，但是，這些話也正流露出對方的心態。他這樣一吼，我就被打倒了。我踉蹌著往後退，又氣又急又傷心，眼淚就奪眶而出。一面哭，一面就去抱兒子，要抱著兒子衝出家門，永不回來，免得讓他看了討厭。我抱著兒子跑，兒子看我哭，他也哭，用小手摸著我的眼淚說：

　　「媽媽哭哭，小慶哭哭！」

　　兒子這樣一說，我更是淚不可止，那場面實在慘烈。我抱著兒子奔到房門口，慶筠一下子攔過來，把我們母子都圈在他的臂彎裡，蒼白著臉說：

　　「不許走！不要走！我吵架說的話，你怎麼能認真？你們母子兩個，是我整個的世界呀！我什麼都沒有，連寫作都沒有，我只有你們兩個！難道連你們兩個，也要遺棄我了嗎？」

　　我站住，然後哭倒在他懷裡。聽了他這種話，我怎麼忍心走？走？又走到何處去？我不是下定決心，要和他恩恩愛愛過一生嗎？我們不是要用三百六十五日的相思，來奠定百年相守的美景嗎？連離別的日子都挨過了，怎麼相守的日子反而如此悲慘呢？

　　我收住步子，不走了。但是，我們之間的情況，卻每況愈下。

　　十三、二十五歲

　　那年冬天，我開始寫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