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合 是的，也有經驗法則。還有在聽對方談話時，我們自己的感情也會變得非常敏銳。所以如果覺得﹁有一點可怕﹂時，就啪一下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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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 可是在寫書時，卻不能像那樣停下來。
河合 沒錯。因為本來目的就不同。可是，這種話一說出來，就算當時情況惡化，也可能是為了讓下一步變好的中間步驟而已。所以不能簡單斷言是好是壞。即使因為﹁哇，說出口了﹂而消沉灰心，也可以改變想法﹁可是事情就是這樣啊﹂，而重新振作起來。常常有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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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 我在採訪中聽著他們說話時，會讓感覺盡可能敏銳，很多事情都試著讓本能去做判斷。可是你無法預測對方會變怎麼樣，就算﹁結果好轉了﹂，也不知道在好轉之前到底花了多久的時間。
河合 是啊，這就不太能知道了。不過我的情況是對方提出說要﹁見面談談﹂的，所以對方某種程度也不得不想開一點。其次，像你的採訪，他們自己說的話會變成書印出來，這是很重大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經驗談拿來嘰哩呱啦講，讓家裡人和周圍的朋友覺得你真囉唆的也很多，可是像這樣印成書用活字來讀時，卻能信服。旁邊的人也可以了解﹁啊，原來是這樣﹂。在這意義上應該是可喜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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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 相反的，我感覺到大多數上班族被害者好像有﹁過少申報﹂的情形。其實他們有十分難過，卻只說出七分左右。就算說出十分了，也要求我印出來時請幫我表達七分就好，要不然，公司會認為﹁他身體不行，所以已經不能用﹂。這就是公司。這種事情，寫的人心情也變得很複雜。
河合 因為太多事情都很難，所以我已經放棄寫了。如果我現在做的事情源源本本化為文章的話，我想對大家會更有訴求力。我如果把那些人的苦楚以源源本本的形式寫出來的話，可以更正確地傳達所謂苦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們的工作有所謂保密義務。
我如果寫的話，當然要取得對方同意。或稍微改變形式捏造著來寫。可是捏造的事情就缺少那麼點魄力了。真是不可思議。大家也許以為捏造的可以寫得更有魅力。可是讓我們來做時，捏造的卻沒有力量。當然創作又是另一回事。因為創作是從自己身體裡出來的東西。可是我們所捏造的就只是捏造的事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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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 我想寫︽地下鐵事件︾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蒐集沒有經過媒體加工處理的第一手資訊，把那些排出來。第二是，徹底從被害者的視線來看事情。如果要問為什麼。是因為從來沒有一本書是從這樣的立場來寫的。
我發現如果我像很多媒體記者或評論家那樣，現在把奧姆真理教方面的精神性或思想性提出來在這裡解析的話，一時也幫不上什麼忙。與其落入這種意義的語言化似的迷魂陣裡去，不如暫且把發生的事情放回普通人的現場去，把術語拿掉，重新從那裡來看事情，或許還比較容易看清各種事情吧。
河合 不過我想這也因為村上先生問事情的態度不同，所以才問出這麼多東西來。我看了書的內容時，非常清楚這一點。村上先生在這本書中是扮演問和聽的角色，幾乎沒有站到前面來，可是他們能說出這些話，也因為是村上先生在聽，所以才說得出來，普通人如果問，恐怕也問不出來。真的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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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 這具體上來說，是怎麼樣的事情呢？我只是一心一意地在聽而已，並不很清楚。
河合 例如我到震災的地區去。如果我說﹁那麼，請你把這次震災的經驗說來聽聽。因為我想寫一本書﹂的話，就問不出這樣的事情來。或許他們會說﹁噢，真是不得了﹂，或﹁房子都倒了﹂。可是在說著之間，我想他們已經開始厭煩了。換句話說，談的時候，如果沒讓對方了解你，就談不下去。對方認為你不了解的話，他就沒有心情說出來。由於對象不同，話可能變得非常簡單。可是這本書裡面，大家都說得真的非常生動，對吧？平常人家是不可能這樣說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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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 我對事件當然有興趣，所以才會開始做這樣的採訪，不過我真正有興趣的是人。因為我是作家。所以一開始的三十分鐘到一小時左右我只會跟他談跟事件完全無關的個人的事。出生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樣的家庭長大、小時候是什麼樣的孩子、在學校做什麼、什麼時候結婚、有幾個小孩、興趣是什麼、在什麼樣的公司上班……花時間談這些事情。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我全部都想寫，可是很多人說﹁因為這是個人的事所以請不要寫﹂。
但在談著這些時，會漸漸知道對方是什麼樣的人。這個人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漸成形。到這裡我才開始說﹁那麼，關於當天的事﹂。這樣他們往往可以比較順利地說出來。當然也有不順利的時候。
河合 當然也有不順利的時候。不過不是說沙林怎麼樣，而是那個人走過這樣的人生，這種地方特別有逼真感。﹁日本人真是努力工作﹂的感覺非常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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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 真的很努力。我聽他們說起來，上班時間非常衝非常趕。這樣每天每天繼續數十年如一日。可是幾乎沒有人對這生氣。幾乎沒有人說﹁好厭煩了﹂。當然其中也有這樣的人，卻是少數派。大多數人幾乎都毫無怨言地繼續通車上班。我問說﹁會不會厭煩﹂時，多數人都回答﹁別人也都在這樣做啊﹂。如果不這樣想的話大概做不下去吧。
吸了沙林毒氣身體已經搖搖晃晃的站不穩了，大多數人還是就那樣去公司上班。總之忍耐力很強。有人幾乎快失去知覺了，到公司還跟其他同事一起做收音機體操。
河合 真的是這樣。他們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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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 我認為有兩種思考方式。
一種是，所謂的公司是自己這一邊的系統，其中甚至帶有宗教色彩。這種說法或許有人會認為有問題，可是在某種意義上，公司跟奧姆真理教的系統或許有部分相通的地方。實際被害的上班族中，就有幾個人告白說，如果自己也站在同樣立場的話，或許也會去實行那命令也不一定。
另外一種是﹁不，那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公司這邊的系統跟奧姆那邊的系統是完全異質性的。一方可以包含另一方，讓錯誤的部分調整癒合﹂這樣的想法。對這兩種想法我現在都還不能簡單地說什麼。
這首先必須弄清楚所謂惡是屬於個人性的東西嗎？或者是屬於系統單位的東西呢？我寫完這本︽地下鐵事件︾之後，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惡是什麼？還不知道。我感覺如果去追究這個問題的話，或許會在某個地點隱約看出真相來。
河合 不，惡這東西真的是很難的問題。本來就很難，到了現在這個時代，就變得更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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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 惡這東西，對我來說也是驅使我寫作的一個很大的動機。我從以前就想在我的小說中寫出惡這東西的形式。可是沒辦法很適當地集中焦點。我可以寫惡的一面，比方說骯髒、暴力、謊言之類的。可是要寫所謂惡的整體像時，卻掌握不住那樣貌。我在寫這本︽地下鐵事件︾時也繼續在想這件事。
河合 我也寫過一本叫做︽小孩與惡︾的書，可是在寫的時候非常煩惱。為了﹁惡是什麼？﹂這個問題。
於是，我從惡與創造性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開始寫，這樣比較容易寫。可是我一面寫，一面被人家問到：﹁你在這裡所寫的所謂惡，如何真正去定義呢？﹂真難回答。
只是，一神論的人比較容易定義。因為神說是惡的就是惡。可是另一方面，一神論的人也有傷腦筋的地方。﹁那麼為什麼這個唯一而至高無上的神，要在這個世界上創造出惡呢？﹂被這樣一問，一神論的人就非常傷腦筋。可是像我們這種多神教的人，從一邊看來是惡的，從另一邊看來卻是善的，都可以說得通。所以說到惡的定義，真的，非常難。
不過關於小孩與惡的書就比較容易寫。因為大人們說是惡的事情，不見得是惡的，我想寫這方面的東西。如果是這個，我可以繼續寫很多。可是我想什麼時候來寫一寫關於惡。現在還沒有所謂惡的心理學方面的書對嗎？雖然有少數幾本有關惡的哲學。
把善與惡截然分成兩邊，說這是善，這是惡，弄不好的話可能會很危險。如果善要驅逐惡，那麼會變成善不管做什麼都沒關係。這是最可怕的事情。奧姆真理教的人，也以為自己是善的，所以才會做出那樣亂七八糟的事對吧？這跟那種不知不覺終於一件又一件地做下惡事的人……又有不同。
從以前就有人說，為了惡而殺人非常稀少；相對之下，為了善而殺人卻非常多。戰爭就是這樣。所以高舉善的多義是非常可怕的。但也不能因此說﹁惡也是可以容許的﹂，因此非常傷腦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