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鐵事件︾中，所謂奧姆真理教團的存在，被當作是在沒有任何預兆之下唐突地襲擊而來的﹁實體不明的威脅∥黑箱﹂來掌握，接下來這黑箱的內容呢。我也某種程度想打開來看看。而且我想這內容由於與前一本︽地下鐵事件︾書中所提出的透視觀點做比較對照，換句話說，由於解剖分析其中的異質性和同質性，而可以獲得更具深度的完整觀點。
另外一點，我之所以會想從﹁奧姆方面﹂正面著手採訪，是因為一直深深感到﹁結果，即使會引起那樣嚴重的事件，卻完全沒有去解決引起事件的根本問題﹂的危機感。被所謂日本社會這個主流體系所排除在外的這些人︵尤其是年輕階層︶，日本並沒有一個有效而正常的次要體系∥安全網可以容納他們，這種現實情況在事件發生後並沒有任何改變。只要這種本質性、重大缺陷在我們社會上仍然像個黑洞般繼續存在，就算現在奧姆真理教這個集團潰散了，仍然會有同類組成的吸引體︱︱奧姆式的團體︱︱不知何時還會出現，又再引起另一次同樣的事件也不一定。我在做這次採訪之前就一直感到這種不安，採訪結束後的現在，尤其有這種強烈的真實感︵比方一連串中學生的﹁兇殺﹂事件，我想或許也可以當成這種後奧姆狀況的一環來掌握︶。
※※※
因此我獲得一個結論，就是只能也採取和︽地下鐵事件︾基本上同樣的形式，聽取並記錄奧姆真理教信徒︵或目前已退出教團的原信徒︶的心情和主張。唯有這樣做，我才能在更深一層的地方以妥善的形式獲得我最初希望得到﹁公正疑問﹂的平衡。
然而要找到肯答應我採訪的奧姆真理教信徒︵或原信徒︶，比找到肯答應我採訪的地下鐵沙林事件受害者，在另一種意義上更不簡單。到底應該用什麼基準來選奧姆信徒︵原信徒︶呢？也就是說，到底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一般、標準的奧姆信徒﹂呢？有些這種比較根本性的疑問。誰又能判斷這些是正確的樣本呢？此外，就算能順利找到這些人，信徒方面的話如果源源本本記下來，結果豈不變成類似宗教上的片面宣傳嗎？也有這種危險。這是否合適？
不過如果從一開始就想太多的話，事情會無法解決。於是我決定，總之一開頭先試著採訪幾個人看看，然後再來考慮吧。老實說這種態度的調整，在我採訪被害者時也一樣。
答應接受採訪的奧姆信徒︵原信徒︶，是透過︽文藝春秋︾編輯部有關管道代為尋找的，採訪程序基本上沿襲與︽地下鐵事件︾相同的方式。總之盡量花長時間進行採訪。形式上是由這邊提出問題，由對方針對問題盡可能隨心所欲地談，一次大約花三小時到四小時。錄音帶整理成文章後的原稿，讀給本人聽並請對方檢查。因為不想讓發言的自發性消失，因此盡量不動手修改，不過與事實不符的部分，或容易引起誤解的表現則請對方訂正。削除一些﹁這個寫成文章還是不太妙﹂或添加﹁這件事很重要可是採訪時忘了說﹂的部分。並且在﹁這樣ＯＫ﹂的許可下，才印成活字發表。名字希望盡可能用真名，但有時則因應對方的要求使用假名，是真名或假名，在文中沒有註明。這個條件在徵求同意採訪時，已經事先明確地向對方確認過了。
然後對於所談內容是否事實，除了知道是明顯與事實矛盾時之外，基本上並不加以一一求證。關於這一點或許有人有異議，但我的工作是聽取人們的談話，將所談的話盡可能化為容易閱讀的文章。其中或許有一些與事實不一致的地方︵例如記憶本來就是不安定的，如果要加以理論性定義的話，那不過是事實的個人重新組合而已︶，在這種個人故事累積而成的﹁集合故事﹂中，應該含有一個強有力的明確真實性。那是我們小說家每天痛切體驗到的事。我把這想成是小說家的工作，是基於這樣的文脈之下。
本來︽地下鐵事件︾中被害者的採訪，和這次與奧姆相關人士的採訪，內容上、型態上並不完全一樣。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這次身為採訪者的我，對於對方的發言，常常插入我自己的意見，有時會提出疑問或異議。在︽地下鐵事件︾的採訪中，我盡可能徹底保持沉默，特別留意不在文章中出現自己的色彩和意見，但這次︱︱只是比較上︱︱則刻意稍微出現一點，雖然留意不要太過分，但我還是覺得有必要這樣表明我的態度，怎麼說呢，被採訪者的發言有時容易流於說教，如果放任不管的話，為了採訪的平衡來說也明顯的不適當，這是與被害者的採訪最大的不同。
但有一點我要事先加以說明。我既不是宗教專家，也不是社會學家，對這方面也不熟悉。只是一個單純而缺乏教養的小說家︵我相信世間多數人已經知道這並不是我美麗的謙虛之詞︶，我所擁有的宗教知識只不過像完全外行加上一點點皮毛的程度而已。因此要和信仰堅定的宗教實踐者一起爭論教義的話，我在這狹小的戰場上可能不太有勝算。在剛開始進行信徒採訪時，老實說我並不是沒有這種憂慮。不過我想﹁就算是這樣也沒關係﹂。我想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時，只要說﹁這個我不太懂﹂，如果覺得﹁這種想法不是普遍一般人有的﹂時，只能坦白說﹁這個不管理論上怎麼說，可是我想一般人可能很難理解﹂。而且實際上我就是這樣做。並不是為反對而說的。我想與其隨便用專門用語敷衍幾句﹁嗯。是啊，我懂了﹂讓話頭順利發展下去，不如從基本初步的地方就明白說﹁請等一下。這是什麼意思？﹂把話題一一挖掘出來，這樣的對談似乎比較正常。
不過大致說來，我感覺以互相交換的方式，在常識性、一般層次的意見，見解方面，彼此想說的話倒能充分溝通，被採訪者的基本想法我大致也能理解︵當然接不接受則是另一個問題︶。至少就我所進行的這種採訪來說，這樣就夠了。因為深入去分析對方精神的細部，乃至對他們立場的倫理，或理論的正當性加以種種評斷，並不是這次採訪的目的。有關更深入的宗教論點，或社會意義的追究，我希望能在別的地方由各個領域的專家去評論。那樣應該會比較確實。和這成為一種對比，我在這裡想要試著提出的，畢竟是從﹁地對地﹂觀點所看到的他們的姿態。
然而同時，我和他們促膝交談之間，不得不深深感覺到小說家寫小說這種行為，和他們希求於宗教的行為之間，有一種難以消除的類似共同點存在。其中有非常相似的東西。這確實是真的。話雖這麼說，卻恐怕不能將這兩種行為定義成完全同根。因為，其中雖有相似性卻同時存在著某種決定性的相異點。我和他們談話，之所以引起我個人的興趣正是因為這點，此外，也因此而有時會感到類似憤怒的情緒。
不管怎麼說，我想或許正因為我心中有那樣的觀點，因此就算沒有宗教專門知識，但他們所說的話我還是能夠當場坦然接受，或斷然拒絕。而且我想不妨再補充說明，透過這一連串採訪之後，最終︱︱雖然名副其實只是常識性的感想︱︱常識︵common sense︶這東西還是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讓我表達我個人的心情的話，以花了一年時間採訪過︽地下鐵事件︾的人來說，對於引起地下鐵沙林事件的奧姆真理教的當事者︵實行犯以及以各種形式與該事件有關的那些人︶，我現在還深深感到憤怒。我實際目睹由於那個事件而受到傷害，現在還在承受各種痛苦的人，實際親眼看到那些因為自己所愛的人生命已經永遠被剝奪而陷入永無止境苦惱中的人。我無法忘記這些，我想不管動機是什麼，不管有什麼理由，這種犯罪行為都是不可原諒的。
不過關於以整體奧姆真理教來說，對這個事件在現實上、精神上或結構上到底參與到什麼程度，我想可能是爭議分歧的地方，這個事實就留給讀者去做公正的判斷吧。換句話說，我並不是為了非難彈劾奧姆信徒︵原信徒︶而進行這次採訪的。也不是想從新的觀點再度評價他們而這樣做的。我希望基本上大家能夠理解這一點。我在這裡想提出的是，正如我在︽地下鐵事件︾中曾經敘述過的那樣，這是為了建立明確的許多觀點，而不是明確的一個觀點，所必要的有血有肉的材料。
※※※
我有兩次機會和河合隼雄先生長談，一次在︽地下鐵事件︾出版後，一次在這︽約束的場所︾連載︵︽文藝春秋︾月刊︶結束時，分兩次長談。雖然是以﹁對談﹂形式，實質上是由我︵村上︶提出問題請教，河合先生則對這問題提出回答。在︽地下鐵事件︾和這︽約束的場所︾兩次漫長採訪工作之後，我一直還留下難以具體整理成形的模糊感覺，這次能得到以心理治療師的立場給我明確的︵同時也富於深刻啟示的︶回答，使我心情能夠相當﹁落實﹂。能讓我如此坦白提出那樣問題的對象，除了河合先生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誰。
當然身為小說家︵fiction maker，非寫實創作者︶，我往後必須透過各種故事性的過程，將自己心中留下的東西一一做立體檢證、處理，在那之前想必還要花相當長的時間。我想這並不是能夠立即順順利利成型出現的東西。在這個時間點，讓我獲得能在心理上畫出一個段落的啟示，為此我深深感謝河合先生。
※※※
這些採訪稿在︽文藝春秋︾雜誌由九七年四月號開始連載到同年十月號。對給我這個刊登場所和機會的︽文藝春秋︾平尾隆弘總編輯，和替我一一耐心處理解決不斷湧現的許多繁雜現實問題的編輯部大松芳男先生︵身為﹁奧姆世代﹂之一，他常常給我有益的意見︶，以及單行本出版時照顧我很多的出版部村上和宏先生，我要在這裡深深致謝。
此外連載時所用的標題是﹁post Underground﹂，但我偶然讀到美國詩人馬克．史特蘭德︵Mark Strand︶︿一個老人在自己的死亡中醒來﹀︵An Old Man Awake in His Own Death︶的詩，有所感觸，從其中得到︽約束的場所︾︵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的標題。詩是由我村上翻譯的。
＊採訪
一、﹁這說不定真的是奧姆幹的﹂ ︱︱狩野浩之 一九六五年生
他生在東京都，但隨即搬到近郊的縣去，在那裡度過童年。家裡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上大學時身體搞壞了，開始定期到奧姆真理教所主辦的瑜伽道場去，僅僅二十天之後，麻原彰晃就勸他出家，他在那五個月後出家，算是旱期入會的前輩出家者。地下鐵沙林事件發生當時他隸屬於科學技術省，在那裡主要從事操作電腦的工作。長達六年的教團生活中，在因地下鐵事件破壞了生活的平穩之前，對他來說是毫無陰影的晴天。在教團中他也遇到許多朋友。
他到現在依然還沒有脫離奧姆真理教團，不過已經離開共同生活，和其他成員仍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他在都內一個人住，在自己家自食其力地從事和電腦有關的工作，另一方面仍繼續獨自修行。對佛教有興趣，夢想完成佛教的理論化。他說﹁經濟上不想讓教團來照顧﹂。同伴中也有很多人已經脫會了。他才三十二歲，往後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心情可能還有些搖擺。
雖然花了長時間採訪，但在那之間他一次也沒有親口提到麻原彰晃的名字。不僅名字而已，連教祖、師父之類周邊性稱呼也沒有提到。他一直迴避稱呼。麻原彰晃這個存在，或許很難用言詞說出口吧。他只有一次用﹁那個人﹂的表現方式，令我印象深刻。
感覺上他的性格好像凡事都要一一套上道理來思考的樣子。任何事情都要化成自己的一套理論他才會接受，認可。因此他要將花了很長時間親身體會的堅定理綸∥教義，轉移為﹁自己的生之理論﹂，或許還要花一些時間。
✽✽✽
小時候我算是個非常健康活潑的孩子。小學時身高超過一六〇公分，比周圍的人要高出二十公分左右。我喜歡體育，對很多東西都很熱中。不過自從進了中學開始，個子就完全不再長高，現在倒是比一般人矮了。怎麼說呢？跟精神上的狀態相呼應吧，肉體的成長也就下降了。健康狀態也一樣。
成績還不錯噢。可是起伏很大相當不穩定，尤其進了中學之後，自己想做的事和不想做的事，分得非常清楚。雖然並不覺得讀書本身有多苦，可是卻很抗拒用功讀書這回事，也就是說自己想學的東西，跟學校所教的東西實在太不相同了。
對我來說，我覺得所謂學習應該是可以變聰明的。可是學校裡所教的卻是﹁澳洲有幾頭羊﹂之類東西的死背而已。我覺得這唸得再多也沒辦法變聰明。所謂聰明，以我小時候的印象來說，也就是在童話故事﹁姆米家族﹂︵Moomin，台灣翻譯為﹁嚕嚕米﹂︶中出現的史納夫金︵台灣翻譯為﹁阿金﹂︶所擁有的那樣的東西。對我來說，長大應該是這個樣子。應該學會那種沉著冷靜或富於知性或智慧之類的東西。
❖︱︱你父親是什麼樣的人？❖
是個上班族，在印刷廠操作機器。手工雖然好，卻說不出道理。雖然不會動手打人，可是這應該稱為有師傅氣質吧，脾氣真的很暴躁，動不動就生氣。不管我問什麼問題，他一下就會火大起來。學校老師也一樣。你要是有什麼疑問提出來問，他就會立刻生氣起來，卻不為你說明。真莫名其妙。堂堂一個大人，卻可以動不動為一點芝麻小事就變臉生氣，亂了方寸。我所懷有的大人印象和實際的大人之間有相當大的落差。
這種想法變成決定性的，是在我準備重考時從電視上看到︽星期五的妻子們︾的電視劇。看到那個我真的很失望。原來人在長大成人之後，也沒什麼成長嘛。
❖︱︱你是說看到電視劇，裡面的角色實在太差了，就讓你決定性地失望了嗎？❖
是啊。在我心目中所謂大人的形象，因而完全崩潰。他們年齡漸長，知識或經驗也許增加了，可是內容卻完全沒有成長。我想這樣的話如果把外觀拿掉，把表面的知識拿掉，剩下來的豈不還跟小孩子一樣。
然後對戀愛這件事，我有很大的疑問。我在十九歲前後經過種種整理，得到這樣的結論。純粹愛一個人，和所謂的戀愛是有分別的。換句話說純粹愛別人，應該不含有為了自己而利用這個愛的成分。可是戀愛卻不是這樣。你會希望對方喜歡你，其中會混雜有這樣的念頭。因為如果純粹只是愛對方就好的話，單戀應該一點也不痛苦對嗎？只要對方不會不幸，應該就不必因為自己不被對方所愛而悶悶不樂。可是事實上卻會感到痛苦，可見心中其實還是有追求﹁希望被對方所愛﹂的慾望。因此我想所謂戀愛，和純粹的愛一個人是有分別的，這樣一想，單戀的痛苦就大為減低了。
❖︱︱你倒很講理論啊。一般人就算單戀，好像也不太會想到這個。❖
是啊。我一直在想這種事。從十二歲左右開始就對這種哲學性的結論之類的東西做過各種整理。什麼事情一開始思考起來，就可以一個人一連六個鐘頭都落入沉思。對我來說所謂﹁學習﹂，說起來就是這麼回事。相對的在學校所教的，說起來卻只是像為了拿分數的賽跑一樣而已。
我偶爾也跟朋友談起這個，可是卻沒有結果。對會讀書的朋友提起這種事，人家也只會佩服地說﹁哦，你好會想這種事噢。真厲害。﹂而已，話題並不會繼續發展下去。我最關心的事情，卻找不到可以暢談個夠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