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克聽得正上癮，忙擺手說：「沒事，嘎斯邁知道咱倆的毛病，一聊起來就沒有黑白天了。我出來的時候已經跟她說了，今晚可能不回來住，沒準到別的隊看看。你還真跟說評書的學了一手，說到最節骨眼的地方，就來個『且聽下回分解』。我知道，下面就該蒙古騎兵出場了。你上車吧，我把車座放倒，你半躺著講，我半躺著聽。繼續講！」

關於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之三

　　陳陣上了車，半躺下來，說：「沒想到，在小狼的出生地旁邊開講座，真容易進入角色，我一定是得了狼洞的地氣了。」

　　陳陣立刻開講：「──到蒙古民族崛起的時候，不要說中國的農耕民族已經軟弱得不堪一擊，就是世界所有的農耕民族也都已經軟得沒有還手之力了。蒙古區區十幾萬騎兵之所以能夠橫掃歐亞，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在於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最虔誠信奉狼圖騰的遊牧民族，把狼作為蒙古民族的圖騰、獸祖、戰神、宗師、楷模，以及草原和草原民族的保護神。

　　「蒙古人不僅認為自己民族的先祖來自於『蒼色的狼』，而且，蒙古王族一些核心部落的領袖，甚至一些核心部落本身，還直接以狼為名。古波斯大歷史學家拉施特在他的歷史巨著《史集》的第一卷中指出：產生過成吉思汗的六世祖海都汗、五世祖伯升豁兒汗和四世祖屯必乃汗的家族，發展到成吉思汗的四世祖的一代，出現了一個蒙古王族的直系核心部落──『赤那思部落』。該部落的兩個領袖，就是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汗的兩個兒子，一個名叫『堅都─赤那』，另一個名叫『兀魯克臣─赤那』。『赤那』的蒙語意思是『狼』。拉施特說：『「堅都─赤那」這個名字是公狼的意思，「兀魯克臣─赤那」是母狼的意思。』因此，這兩位領袖的名字分別是『公狼』和『母狼』。不僅如此，他們還把自己部落稱之為『赤那思』，『赤那』蒙語的意思是『狼』，而『赤那思』意為『狼群』。『赤那思部落』也就是『狼群部落』。蒙古史權威韓儒林先生解釋道：『赤那思──為複數，意為狼之集團也。』

　　「而且，成吉思汗的叔父的父親也以狼為名。拉施特指出：『察剌合─領昆在其兄伯升豁兒死後，娶嫂為妻──他又從他原配的妻子生下過幾個兒子；其中一個繼承了父位並且很著名，名叫速兒黑都忽─赤那。他與屯必乃汗住在一起。他的兒子和嗣位者為俺巴孩合罕。』俺巴孩就是成吉思汗的叔父，也就是說成吉思汗叔父的父親就是『速兒黑都忽─赤那』，『速兒黑都忽』的蒙語的意思不詳，但是『赤那』的意思是『狼』。因此成吉思汗叔父的父親的名字也是『狼』。

　　「蒙古人以『赤那』，也就是以『狼』為名的人還很多。再可舉一例：《史集》中記載，成吉思汗的三世祖（曾祖父）合不勒汗，他的第四子叫合丹，而合丹的親家名叫『阿里黑─赤那』，『阿里黑』蒙語的意思不詳，但是『赤那』依然是『狼』。

　　「可見，狼在蒙古人的心目中佔據了何等崇高的地位。而漢人是沒有一個人會用『狼』字給孩子起名的。上述事實也可以證明，震撼世界的成吉思汗不僅是在狼的草原上長大的，而且也是在人的『狼群』中長大的。

　　「因此，蒙古民族是以狼為祖、以狼為神、以狼為師、以狼為榮、以狼自比、以身飼狼、以狼升天的民族，是古代世界性格最勇猛強悍、剛毅智慧的民族。而蒙古騎兵則是世界上最兇猛、最智慧、最善戰的蒙古草原狼訓練出來的軍隊。

　　「蒙古騎兵之所以能夠橫掃世界的第二個原因，就在於幾千年的古代農耕文明已經成熟過度，已經軟化了世界上所有農耕民族，從硬桃子『成熟』到了一捏就爛的軟桃子。因而，以草原狼圖騰精神武裝起來的蒙古騎兵也就創造了世界奇蹟，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版圖最大的蒙古帝國，達到了草原遊牧力量所能達到的頂峰。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歷史上另一個版圖僅次於蒙古大帝國的古羅馬帝國，也是一個崇拜狼精神的帝國，羅馬城徽中的母狼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烙在西歐人的『遊牧精神』裡。世界歷史上這兩個最大版圖、最強悍的帝國都是崇拜狼精神的帝國，難道還不能說明狼精神的偉大影響和作用嗎？

　　「軟弱的金國南宋的滅亡，和蒙古騎兵的勝利，跟生產力高低沒有太大關係，而跟農耕的民族存在以及由它所決定的民族性格有直接關係。一個民族要想防止被淘汰的命運，就必須部分保留或創造能培育強悍民族性格的生產方式和民族存在。總之，一個民族只有錘煉出自己的剛毅頑強的性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蒙古民族建立的中國元朝，對世界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貢獻。對中國和華夏民族也是功不可沒：

　　「首先，蒙古民族給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大疆土，其面積超過漢唐，這就向世界再一次展示了中國人生存空間的範圍。元朝為古老中國領土的延續，承接了關鍵性的一棒，否則，漢唐以後二三百年不受中國政府管轄的地域就可能永遠獨立出去，變成其他強大文明的領土，使中國失去屏障，把農耕腹地直接暴露在外。後來在明代，強大的西突厥斯坦帖木耳帝國曾揚言要強迫中國人改信伊斯蘭教，帖木耳大汗還差一點就率百萬騎兵進攻中國。後來因為帖木耳突然死亡才避免了這場災禍。假如帖木耳未死，假如西北不在中國手裡而被伊斯蘭民族佔據，又假如他從甘肅寧夏地區率百萬大軍進攻中國，那麼中國國土和文明還能保得住嗎？因此，元朝重新恢復和擴大中國漢唐時的疆土，功莫大焉，大大地擴展了西北屏障，將其他高級強悍文明國家的邊界推向遠方；而且也為後來的明清兩朝繼續收復、守衛和擴大中國漢唐疆土打下基礎。這對現代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

　　「其次，是再一次強大的民族性格上的輸血。這可以從四方面來看：其一，蒙古民族入主華夏，帶來蒙古草原剛勇的遊牧精神和民風：摔跤搏擊，騎馬射箭，賽馬圍獵，宰牛殺羊，狂歌豪飲，大腳婦女，拋頭露面等等，將北宋南宋華夏民族的文弱萎靡，裹足不前的漢風為之一掃；其二，雖然忽必烈等部分蒙古上層已經深受儒家精神熏陶，但是廣大蒙古官員軍民草原性格不變，這就大大衝擊了儒家的勢力和影響，使華夏民族從嚴密的宋朝理學精神控制下得到部分解放；其三，統治民族總是將自己民族的性格、風俗、習慣強加到被統治民族身上。而統治民族的性格、作風和習慣又是被統治民族的模仿對象。這種上下兩方面灌輸和模仿，就是民族性格的『輸血』和『受血』。此外，民族之間的通婚混血日益增多，進一步增強了華夏民族的血性和性格；其四，由於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草原遊牧民族建立的統治全中國的大朝代，人數稀少的遊牧民族第一次打敗了世界上人口最龐大的漢民族，並統治整個華夏，這對一向驕傲自大，藐視四夷的漢族刺激極大。因而，漢民族也深深為自己民族的軟弱性格和失敗而感到羞愧，從而激發了華夏優秀兒女學習蒙古民族的強悍性格的自覺行動。朱元璋就是一個非常敬佩蒙古人的漢族帝王。

　　「所以我認為，元朝蒙古民族對漢族的這次輸血是非常及時有效的。近一個世紀的民族影響和輸血，再一次使華夏民族振作起來。至元朝末年，華夏大地上湧現出一大批狼一樣勇猛的起義領袖，就是這次輸血的直接結果。

　　「蒙古民族後來的敗退，原因與鮮卑北魏、契丹遼國和女真金國一樣。再強悍的遊牧民族一陷落到世界上最廣闊的華夏農田和農耕之中，以及套上儒家精神枷鎖，經過幾代以後狼性就必然退化。由於世界上華夏的農田最廣大最深厚，它的軟化力量也就最強。蒙古民族在世界上建立的四個汗國，以在中國建立的元朝敗得最快。中國漢人只用了八九十年就最先把蒙古人趕回草原。公元一三六八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就是在經過輸血的華夏大地上誕生的中國傑出帝王，在他們的身上具有漢人中少見的狼性性格，具有像狼一樣的兇猛、智慧、頑強、殘忍、氣魄和雄心。朱元璋能像唐太宗那樣身先士卒，衝鋒陷陣。佔領南京之後又不像後來的農民起義軍領袖洪秀全那樣貪圖享受，不思進取北伐，而是傾明軍主力主將大舉北伐，攻下大都。爾後，取四川、定雲南，基本完成全國統一。他殺違紀的大將、貪官以及功臣也毫不手軟，手段殘忍。燕王朱棣身處與蒙古狼性騎兵交戰的第一線，錘煉出狼一樣的性格。他篡權奪位果敢血腥，還開創了『滅十族』的殘暴先例。朱家父子的專制殘暴必須加以批判，不能留情，但是對朱元璋和朱棣的強悍征戰的狼性性格還應該給予肯定，畢竟他倆不像以後的明朝皇帝，只敢對百姓兇猛殘暴，而不敢對強敵兇猛征戰。然而，靠輸血為生並不能持久，明朝後幾代皇帝都不是草原狼，而是典型的中國黃鼠狼，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鼠性十足，耗子扛槍窩裡橫！

　　「為了恢復中華大業，打擊退回草原的蒙古騎兵，朱棣敢於把帝都從溫柔富貴之鄉的南京遷移到軍事第一線的北京，而且他一生竟五次率兵親征，直到病死在征伐的歸途中。一個在位皇帝能夠拋棄享受、戎馬一生，『馬革裹屍』，這在漢族王朝的皇帝中絕無僅有。永樂大帝不愧為強悍進取的漢族大帝，《永樂大典》也是一部古代中國最優秀、最寬容海量、敢於收錄不同政見的大典。

　　「兩位雄才大略的大明皇帝與北宋南宋軟弱腐敗的帝王形成鮮明對比。而這種狼性性格在漢唐以後的華夏這塊農耕土地上，是很難生長出來的。蒙古民族的強大輸血，不僅造就了朱家帝王父子的狼性格，還造就了一大批狼性猛將，像徐達、常遇春等等都是漢唐以來罕見的大智大勇的漢族軍事將領。明朝盛期，疆土擴大到東北黑龍江庫頁島，西域和西藏。除蒙古草原以外，基本收復了漢唐時期的國土，一掃漢族在漢唐以後的頹勢。這次漢民族的復興真應該感謝蒙古民族的慷慨獻血，感謝狼圖騰精神在華夏土地上的又一次復活。

　　「然而，從性格上講，受血者總是弱於輸血者。初期強悍的明朝後來仍然沒有戰勝蒙古北元。狼性草原是蒙古騎兵力量的源泉，當蒙古騎兵一退到草原，很快就兇猛驃悍起來。明成祖五次親征，除第一次獲勝外，其他四次收效不大，明軍根本就找不到像狼一樣行蹤詭秘的蒙古主力騎兵。相反，蒙古騎兵卻屢屢重挫明軍，擊敗徐達的主力大軍，全殲丘福率領的十萬大軍，打得明朝修了二百多年的長城。最慘的是，土木堡一戰，蒙古瓦剌部區區兩萬騎兵全殲明英宗親自率領的五十萬大軍，並生俘大明皇帝英宗。要不是于謙率軍民奮力死戰保衛北京，元朝還可能復辟。此後，農耕民族的羊性舊病再次發作，宋明理學又使民族精神一蹶不振，大明王朝日益衰弱，關外幾千里遊牧國土再次丟失，直到被滿清滅亡。還要提一句的是，一直被現代史家稱頌的李自成農民起義大軍，同樣不堪一擊，被凶悍的滿族騎兵所消滅，重蹈唐末黃巢農民起義大軍被遊牧騎兵消滅的覆轍。漢民族經過元朝蒙古民族輸血所得到的一點元氣再次耗盡。漢民族終於無力獨木支撐中華大廈，而不得不把中流砥柱的重任，讓位給北方遊牧民族──滿族。」

關於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之四

　　陳陣又翻了翻列印稿，繼續說：「女真滿族建立的大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帝制王朝，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了不起的和大有作為的朝代。我對清朝也特感興趣。你想想，只有幾十萬人口的滿族居然建立了大清朝，統治了幾億漢族人口；居然打下了僅次於蒙古元朝大帝國的巨大疆土；而且還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康乾之治』，時間長達一百二十年，比漢民族最引以為榮的漢朝『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貞觀之治』的時間加起來還長一倍多。滿清是中國歷朝歷代有作為、具有文韜武略才能的帝王最多、皇位交接得最好的朝代。如果康乾盛世遇上的不是帆船時代的西方列國，而是發展到鐵甲巨艦時代的西方列強，我相信勵精圖治的康乾時代很可能會出現中國的明治天皇，取得維新成功。並以進取的遊牧性格來引進西方的文明、制度和工業，徹底改造華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與西方文明狼競爭搏鬥，改變千年停滯不前的民族命運。可惜滿清被華夏農耕和儒家軟化下去以後，西方列強才發展到鐵甲巨艦的大工業時代。中國的運氣不佳，這是後話了。

　　「那麼，為什麼小小的滿族能夠創造超過漢唐的康乾盛世奇蹟？我認為，在中國古代，只有滿族上層最能深刻認識中國盛衰強弱的規律，認識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優缺點，並能將二者的優點牢牢地結合起來；只有滿族最能深刻認識民族性格對民族命運的決定作用，特別懂得保持滿族民族性格中的狼性的極端重要性，並能夠保持近兩個世紀。他們明白只要保持狼一樣不屈不撓、勤奮進取的性格和精神，學習和掌握華夏文化和文明也並不困難，而且還可以超出一頭。

　　「為了保持遊牧民族的狼性性格，滿族統治集團吸取了鮮卑北魏、契丹遼國，特別是滿族祖先建立的金國和蒙古族元朝的失敗教訓，沒有全盤漢化，而創造性地增加了許多新內容，實行了保持自己民族性格的七項國策：其一，保持滿族騎射搏擊的傳統，從小抓起，全民族參與，連皇子也不能例外；其二，定期組織大規模木蘭圍獵，皇帝親征，八旗子弟跟隨，以獵練兵，與狼近戰，保持狼性。承德避暑山莊展館裡有介紹，康熙大帝一生曾親手獵殺過幾百條草原狼；其三，保留東北西北和蒙古草原的遊牧生產方式。兩區兩治，農區農治，牧區牧治，嚴禁農民進入草原毀草墾荒，以保持草原的狼性血液的造血功能。維護草原，就是維護遊牧民族強悍性格的根和源。從滿清盛期的整個版圖來看，清朝是個典型的半農半牧的國家，整個國家一大半以上的國土是遊牧民族的遊牧區，包括東北、東西伯利亞、內外蒙古、寧夏、甘肅、青海、西藏和新疆。這麼遼闊廣大的狼性草原，能為當時的中國提供多少強悍的血液和兵馬；其四，滿蒙通婚，滿漢禁婚，以加強狼性血液的純度，避免受農耕漢族羊性血液的同化。歷史上，自古女真族和蒙古族就有血緣關係，女真葉赫、哈達等部與蒙古有姻緣關係。到清朝，為借蒙古強大的騎兵來共同統治億萬漢族，於是更加大規模多層次實行滿蒙貴族皇族聯姻政策。著名的孝莊皇太后就是蒙古族的傑出女性；其五，尚武好戰，鼓勵軍功，以戰養性，以戰強兵。康乾盛世又是戰火紛飛的時代，滿清統治集團主戰派佔據優勢，對削藩、收復台灣、平定蒙古、新疆和西南叛亂、抵抗沙俄入侵以及鎮壓捻軍和太平天國，毫不妥協，直至勝利；其六，建立以滿族為核心，蒙藏等遊牧民族為骨幹的遊牧民族聯盟，加強遊牧精神，共同統治人口稠密的漢人；其七，廢止漢族腐敗無競爭的太子制，皇位繼承人由皇帝擇優定奪，使皇子們像群狼爭做狼王一樣互相拚搏，在激烈的競爭中淘汰軟弱無能之輩，出狼王、出人傑。

　　「這些措施對長期保持滿族的強悍性格和清朝長治久安，起了關鍵作用。但是，中國的農耕土地太廣闊，農耕勢力太深厚，加上滿族全盤繼承並發揚了儒家精神，再加上清代盛期經濟繁榮，農耕人口激增，到清朝後期竟超過了漢唐時期的六七倍，農耕性格呈全面壓倒性優勢。所以，滿清的上述國策最後仍然未能保住滿清統治集團的強悍性格。清末，清王朝狼性退化，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但是比漢族的南宋還是強了許多，至少沒有向列強拱手交出傳國玉璽，舉國投降。

　　「遊牧女真滿族，對中國貢獻巨大。主要的貢獻依然是兩個：首先，再次給予中國一塊僅次於元朝的疆土。經過元朝明朝兩次國土的確認，再加上清朝長達二百多年的有效行政管轄，雖然清末又丟失了近一半國土，但還是保住了自漢唐確立的中國疆土，還加上了富饒的東三省。幾千年的民族生存競爭，在中國農耕和遊牧兩個兄弟民族的共同拚殺下，終於把二千多年前就屬於中國的領土保留到現代。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項千古偉業，比世界上其他古老農耕民族的成就大得多。那些民族，大部分連民族本身都沒有保留下來，就更不用說是古老的國土了。就是後來的古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的遼闊國土，都沒有被完整地保留下來。

　　「當然，中國與小小英吉利從英倫三島擴張成『日不落』大帝國、與小小的俄羅斯公國擴張成橫跨歐亞的俄羅斯大帝國、與西歐民族從小半個歐洲擴張成囊括北美、南美、大洋洲三大洲的『大帝國』相比，還是相距甚遠。俄羅斯從滿清手裡奪走大片領土，恰恰是中國的農耕和儒家軟化了滿清的惡果。然而，如果沒有滿清殘存的狼性格，那麼到滿清末期的中國就連東三省、伊犁，甚至整個新疆和西藏都保不住。

　　「特別要強調的是，中國現有的國土由漢族的漢朝所開創，由鮮卑和漢族聯姻的唐朝所發展，又由蒙古族的元朝所擴大，最後由滿族的清朝所恢復、擴大和堅守下來。漢唐元清這四個大朝代之所以有此重大貢獻，原因就在於，這四個朝代都是民族性格中狼性羊性結合較好、狼性略大於羊性的強悍時代。這四個偉大朝代，從統治民族的成份上來看，純漢族占統治地位的只有漢朝，唐朝則是漢族和鮮卑族聯合執政，而元清兩朝就完全是遊牧民族執政。

　　「從四個偉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遊牧草原、遊牧精神和性格的偉大潛在的作用和影響。一個王朝的首都是這個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一個王朝的性格中心。漢唐元明四個朝代的首都都定在農耕與遊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漢唐的首都是長安，靠近西北遊牧區；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這說明強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強悍的土地的。北京與漢唐時期的長安都處於民風強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處於中華農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遠離中華農耕民族的母親河──黃河，而靠近中華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遼、蒙古和滿清三個遊牧民族長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遊牧民族建立起來的中華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的盛期，北京曾成為『世界之都』，這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唯一成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長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於中華民族繼承遊牧精神，並向海洋開放和發展，再獲得海洋『遊牧精神』。中國的首都最終能定在北京，依然要歸功於中華遊牧民族，特別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黃子孫在民族潛意識的深處，對遊牧精神的崇敬和嚮往。

　　「此外，中國最傑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漢唐元清這四個開拓向上的朝代，如漢唐的呂后、武則天，滿清的蒙古族女傑孝莊皇太后。這三位偉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纏足小腳女人，孝莊皇太后還曾是嚴禁滿族和漢族女人纏足的開放派。纏足是中國漢族最大惡習之一，纏足也恰恰開始於漢唐以後農耕和儒家勢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摧殘和束縛被統治者的自由獨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僅把漢民族馴化為羊，竟然還把漢族婦女束縛成殘肢小腳、『殘廢羊』。宋朝以後儒家文人和農家男人共同癡迷追捧『三寸金蓮』，共同摧殘了世界上數量最眾的婦女，這已成為世界史上最殘忍最反人性的一頁，是中國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丟人最遭恥笑的事情。

　　「遼闊的國土是中華文明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而西北廣袤的國土又是中華文明的根和屏障。從整體上看，中華遊牧民族對中國國土的貢獻要大大超過漢族，蒙古族和滿族的貢獻尤為重大。而滿族則是中國國土的關鍵性的確定者。後來，到民國時期，漢人政權又丟掉了遼闊的外蒙古。一九四六年一月，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其次，滿族的清朝除了對中國國土的巨大貢獻外，又再次給予華夏民族更長時期的輸血。中華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黃二帝是遊牧族，中華民族出身於遊牧民族，血管裡曾經流淌的是強悍的狼性血液。後來經過歷史上遊牧民族一次次的強大輸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個世紀的輸血，特別是滿族的最後兩個半世紀的輸血，總算使中華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種堅持到近代。現在，中華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遊牧民族輸入的狼性血液，再加上從西方輸入的先進文明和生產方式，這些就是中國復興的資源。清末以後，中華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持久反帝反封建的強悍民族精神，就是來源於遊牧炎黃的血液遺產和遊牧民族所不斷注入的生命活力。

　　「滿清入主中華給五千年的中國古代史畫了個句號。中國古代的民族執政的歷史，從遊牧的炎黃族開始到遊牧的女真族結束，從遊牧到遊牧，這決非偶然，而是中國特殊的環境和兩種民族歷史發展的必然。中國農耕文明這條支流，總算通過遊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輸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擰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裡來。這個『輪迴』深刻說明了一個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沒有強悍性格的民族雖然可以創造文明，但是常常連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談不上保住和延續文明了。世界和中國古代的農耕文明大多進了歷史博物館，但是遊牧民族及其後代的狼一樣勇猛進取的遊牧精神和性格卻仍保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個又一個的古老文明送進博物館，還可以雄心勃勃地創造一個又一個新文明。

　　「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勤勞主要來自於中華農耕民族的性格貢獻，而勇敢則主要來自於中華遊牧民族的性格貢獻。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對於農耕人口佔絕大多數、農耕歷史那樣漫長的中華民族來說，主要欠缺的卻是勇敢進取，沒有勇敢進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勞往往就是勞而無功，或為他人作嫁。

　　「說到底，世界文明的競爭，最根本的還是民族國民性格的競爭。西方先進的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是建立在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礎之上的。華夏民族要趕超西方，就必須在改變農耕民族存在和農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總算用遊牧民族狼圖騰的這把梳子，把中國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亂的歷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圖騰為核心的中國遊牧精神，以及它對華夏不斷輸血的歷史，就可以弄清幾千年來世界上為什麼只有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也可以知道中國未來能否騰飛的奧秘究竟在何處。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圖騰精神極為困難，關鍵是需要弄清楚中國的遊牧民族為什麼崇拜狼圖騰。中國史家大多知道中國的遊牧民族崇拜狼圖騰，可就是難以理解中國遊牧民族為什麼崇拜狼圖騰。例如，蒙古史權威韓儒林先生說：『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較他種優越。其理由雖不可知，而可汗固嘗以此自驕。』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漢人脫離大草原太久，對狼圖騰認識的局限性就難以克服。有些重大課題在書齋中是不可能鑽透的。咱倆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帶著強烈的興趣和疑問，跟草原狼零距離和近距離地打了好幾年的交道，才總算克服了漢人的局限性。現在我必須盡快地把咱們的認識傳播給漢民族，只有彌補了民族認識上的嚴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彌補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楊克歎道：「要是你的理論能成立，中國的二十四史就該重寫了。儒家寫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面之辭，偏見極多。我完全贊同重寫歷史，不管寫成什麼樣，但必須重寫！」

　　陳陣說：「嚴格地說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中國古文化是農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農為本，獨尊儒術，抹殺遊牧，貶損『四夷』。中國歷史不僅要重寫，而且還需要革命。我特別贊同梁啟超先生的一段話，他在《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一文中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我認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狼圖騰精神引入史界，中國史界則永遠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遠是儒家庸醫記錄的一部誤診中華的厚厚病歷，這也勢必延誤中國的治療和改革。在當今中國，傳播小農意識和儒家封建專制的歷史電視劇長盛不衰，讓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陳陣望著草原的落日，並不覺得餓，依然滔滔不絕地往下講：

　　「我還要特別要強調中華民族精神問題。現在人們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精神，其實這種精神的源頭和實質就是炎黃先祖的遊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圖騰精神，並通過幾千年來遊牧民族的不斷輸入和補充而得以確立。實際上，最能概括中華民族精神的就是兩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這四個『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圖騰精神，也是對狼圖騰精神的準確寫照和高度概括。每條蒙古草原狼都具備這種強悍的『四不精神』，而且早在幾萬年以前這種精神就已成為草原狼的『全民精神』了。可是大多數的中國人都達不到這種精神高度，它只是華夏先賢號召人們景仰、追求和學習的精神楷模。因此，強悍的『四不精神』是名副其實的狼精神。早期儒家先賢用這種四不精神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中華兒女和民族英雄，但是四不精神還不能成為農耕民族的「全民精神」。否則，中國歷史上就不會出現那麼多次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中國的事例，也不會在抗日戰爭時期冒出幾百萬漢奸偽軍，堪稱世界之最。

　　「草原遊牧民族要比漢人更瞭解狼，因此也就敬佩狼，崇敬狼精神，並把這種精神置於民族圖騰精神的至高無上的位置，所以，草原民族在四不精神的普及程度上，要大大超過農耕民族。而正是由於草原民族對農耕民族的長期不斷的輸血和混血，才使整個中華民族斷斷續續地延續了四不精神，也就是中華民族精神。

　　「因此，如果從中華民族精神中抽掉了遊牧民族的不息不淫不移不屈的狼圖騰精神，那麼還能剩下什麼呢？剩下的可能只有宋明理學精神了。現在，誰還敢把宋明理學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實際上是中華大地上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共同創造的民族精神，但以遊牧精神和狼圖騰精神為魂。

　　「我們漢人真應該充分認識和肯定草原民族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感謝和學習草原狼和草原民族。真應該對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補償。」

　　楊克忿忿地說：「現在不要說是感謝和補償了，就是制止對草原的掠奪和瞎指揮都難上加難。」

　　陳陣說：「我認為，中國儒家正統思想和史家文化裡有一個最可惡的東西，就是全盤抹殺遊牧民族對中華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貢獻。中國傳統觀點總是鼓吹中國古文明如何如何優越，中國的農耕文明和正統儒家具有如何強大的生命力，其他三大農耕文明古國的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都沒有堅持延續下來，而只有中國的古文明沒有中斷，而一直堅持到近現代。然而，根據中國歷史五千年發展的事實，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堅持到近代，是不能離開遊牧民族長期不斷的輸血的。否認遊牧民族的救命性的輸血貢獻，就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這種觀點不僅大大削弱對保守腐朽的小農意識和正統儒學的批判力度，使其得以殘存，繼續弱化和束縛中華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而且也會對中國病發生嚴重誤診。

　　「建國以來的治國方略都未能對症下藥，都沒有集中力量對農耕的病根痛下猛藥，甚至繼續迷戀農耕，鼓吹農耕，提高農耕地位，提拔農耕幹部。在文革時期，甚至還要把城市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當農民，這就導致小農意識和家長專制意識日益濃厚。也導致農耕人口急劇膨脹，甚至大有超過五千年農耕人口總和的趨勢。雖然目前農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降到次要地位，然而農耕人口依然佔絕對優勢，九億具有農耕性格和意識的農耕人口，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現實的『民族存在』，如此龐大深厚的農耕意識和性格『存在』，將長期影響和熏染中國的行政官員、知識分子、工商階層、工人市民，以及到新生階層的機體內。

　　「百年來，中國老病頻頻復發，本質性的維新和改革屢屢受挫，其深刻的原因就在於中華民族至今為止仍然未能從根本上轉換自己民族的性格。因而，直到現在，中華民族尚未發展到能夠絕對把握自己民族命運的階段。史界之革命，當今中國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圖騰精神革農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溫良敦厚』誤導中華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