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個偉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遊牧草原、遊牧精神和性格的偉大潛在的作用和影響。一個王朝的首都是這個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一個王朝的性格中心。漢唐元明四個朝代的首都都定在農耕與遊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漢唐的首都是長安，靠近西北遊牧區；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這說明強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強悍的土地的。北京與漢唐時期的長安都處於民風強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處於中華農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遠離中華農耕民族的母親河──黃河，而靠近中華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遼、蒙古和滿清三個遊牧民族長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遊牧民族建立起來的中華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的盛期，北京曾成為『世界之都』，這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唯一成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長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於中華民族繼承遊牧精神，並向海洋開放和發展，再獲得海洋『遊牧精神』。中國的首都最終能定在北京，依然要歸功於中華遊牧民族，特別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黃子孫在民族潛意識的深處，對遊牧精神的崇敬和嚮往。
「此外，中國最傑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漢唐元清這四個開拓向上的朝代，如漢唐的呂后、武則天，滿清的蒙古族女傑孝莊皇太后。這三位偉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纏足小腳女人，孝莊皇太后還曾是嚴禁滿族和漢族女人纏足的開放派。纏足是中國漢族最大惡習之一，纏足也恰恰開始於漢唐以後農耕和儒家勢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摧殘和束縛被統治者的自由獨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僅把漢民族馴化為羊，竟然還把漢族婦女束縛成殘肢小腳、『殘廢羊』。宋朝以後儒家文人和農家男人共同癡迷追捧『三寸金蓮』，共同摧殘了世界上數量最眾的婦女，這已成為世界史上最殘忍最反人性的一頁，是中國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丟人最遭恥笑的事情。
「遼闊的國土是中華文明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而西北廣袤的國土又是中華文明的根和屏障。從整體上看，中華遊牧民族對中國國土的貢獻要大大超過漢族，蒙古族和滿族的貢獻尤為重大。而滿族則是中國國土的關鍵性的確定者。後來，到民國時期，漢人政權又丟掉了遼闊的外蒙古。一九四六年一月，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其次，滿族的清朝除了對中國國土的巨大貢獻外，又再次給予華夏民族更長時期的輸血。中華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黃二帝是遊牧族，中華民族出身於遊牧民族，血管裡曾經流淌的是強悍的狼性血液。後來經過歷史上遊牧民族一次次的強大輸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個世紀的輸血，特別是滿族的最後兩個半世紀的輸血，總算使中華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種堅持到近代。現在，中華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遊牧民族輸入的狼性血液，再加上從西方輸入的先進文明和生產方式，這些就是中國復興的資源。清末以後，中華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持久反帝反封建的強悍民族精神，就是來源於遊牧炎黃的血液遺產和遊牧民族所不斷注入的生命活力。
「滿清入主中華給五千年的中國古代史畫了個句號。中國古代的民族執政的歷史，從遊牧的炎黃族開始到遊牧的女真族結束，從遊牧到遊牧，這決非偶然，而是中國特殊的環境和兩種民族歷史發展的必然。中國農耕文明這條支流，總算通過遊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輸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擰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裡來。這個『輪迴』深刻說明了一個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沒有強悍性格的民族雖然可以創造文明，但是常常連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談不上保住和延續文明了。世界和中國古代的農耕文明大多進了歷史博物館，但是遊牧民族及其後代的狼一樣勇猛進取的遊牧精神和性格卻仍保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個又一個的古老文明送進博物館，還可以雄心勃勃地創造一個又一個新文明。
「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勤勞主要來自於中華農耕民族的性格貢獻，而勇敢則主要來自於中華遊牧民族的性格貢獻。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對於農耕人口佔絕大多數、農耕歷史那樣漫長的中華民族來說，主要欠缺的卻是勇敢進取，沒有勇敢進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勞往往就是勞而無功，或為他人作嫁。
「說到底，世界文明的競爭，最根本的還是民族國民性格的競爭。西方先進的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是建立在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礎之上的。華夏民族要趕超西方，就必須在改變農耕民族存在和農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總算用遊牧民族狼圖騰的這把梳子，把中國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亂的歷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圖騰為核心的中國遊牧精神，以及它對華夏不斷輸血的歷史，就可以弄清幾千年來世界上為什麼只有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也可以知道中國未來能否騰飛的奧秘究竟在何處。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圖騰精神極為困難，關鍵是需要弄清楚中國的遊牧民族為什麼崇拜狼圖騰。中國史家大多知道中國的遊牧民族崇拜狼圖騰，可就是難以理解中國遊牧民族為什麼崇拜狼圖騰。例如，蒙古史權威韓儒林先生說：『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較他種優越。其理由雖不可知，而可汗固嘗以此自驕。』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漢人脫離大草原太久，對狼圖騰認識的局限性就難以克服。有些重大課題在書齋中是不可能鑽透的。咱倆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帶著強烈的興趣和疑問，跟草原狼零距離和近距離地打了好幾年的交道，才總算克服了漢人的局限性。現在我必須盡快地把咱們的認識傳播給漢民族，只有彌補了民族認識上的嚴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彌補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楊克歎道：「要是你的理論能成立，中國的二十四史就該重寫了。儒家寫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面之辭，偏見極多。我完全贊同重寫歷史，不管寫成什麼樣，但必須重寫！」
陳陣說：「嚴格地說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中國古文化是農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農為本，獨尊儒術，抹殺遊牧，貶損『四夷』。中國歷史不僅要重寫，而且還需要革命。我特別贊同梁啟超先生的一段話，他在《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一文中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我認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狼圖騰精神引入史界，中國史界則永遠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遠是儒家庸醫記錄的一部誤診中華的厚厚病歷，這也勢必延誤中國的治療和改革。在當今中國，傳播小農意識和儒家封建專制的歷史電視劇長盛不衰，讓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陳陣望著草原的落日，並不覺得餓，依然滔滔不絕地往下講：
「我還要特別要強調中華民族精神問題。現在人們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精神，其實這種精神的源頭和實質就是炎黃先祖的遊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圖騰精神，並通過幾千年來遊牧民族的不斷輸入和補充而得以確立。實際上，最能概括中華民族精神的就是兩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這四個『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圖騰精神，也是對狼圖騰精神的準確寫照和高度概括。每條蒙古草原狼都具備這種強悍的『四不精神』，而且早在幾萬年以前這種精神就已成為草原狼的『全民精神』了。可是大多數的中國人都達不到這種精神高度，它只是華夏先賢號召人們景仰、追求和學習的精神楷模。因此，強悍的『四不精神』是名副其實的狼精神。早期儒家先賢用這種四不精神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中華兒女和民族英雄，但是四不精神還不能成為農耕民族的「全民精神」。否則，中國歷史上就不會出現那麼多次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中國的事例，也不會在抗日戰爭時期冒出幾百萬漢奸偽軍，堪稱世界之最。
「草原遊牧民族要比漢人更瞭解狼，因此也就敬佩狼，崇敬狼精神，並把這種精神置於民族圖騰精神的至高無上的位置，所以，草原民族在四不精神的普及程度上，要大大超過農耕民族。而正是由於草原民族對農耕民族的長期不斷的輸血和混血，才使整個中華民族斷斷續續地延續了四不精神，也就是中華民族精神。
「因此，如果從中華民族精神中抽掉了遊牧民族的不息不淫不移不屈的狼圖騰精神，那麼還能剩下什麼呢？剩下的可能只有宋明理學精神了。現在，誰還敢把宋明理學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實際上是中華大地上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共同創造的民族精神，但以遊牧精神和狼圖騰精神為魂。
「我們漢人真應該充分認識和肯定草原民族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感謝和學習草原狼和草原民族。真應該對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補償。」
楊克忿忿地說：「現在不要說是感謝和補償了，就是制止對草原的掠奪和瞎指揮都難上加難。」
陳陣說：「我認為，中國儒家正統思想和史家文化裡有一個最可惡的東西，就是全盤抹殺遊牧民族對中華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貢獻。中國傳統觀點總是鼓吹中國古文明如何如何優越，中國的農耕文明和正統儒家具有如何強大的生命力，其他三大農耕文明古國的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都沒有堅持延續下來，而只有中國的古文明沒有中斷，而一直堅持到近現代。然而，根據中國歷史五千年發展的事實，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堅持到近代，是不能離開遊牧民族長期不斷的輸血的。否認遊牧民族的救命性的輸血貢獻，就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這種觀點不僅大大削弱對保守腐朽的小農意識和正統儒學的批判力度，使其得以殘存，繼續弱化和束縛中華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而且也會對中國病發生嚴重誤診。
「建國以來的治國方略都未能對症下藥，都沒有集中力量對農耕的病根痛下猛藥，甚至繼續迷戀農耕，鼓吹農耕，提高農耕地位，提拔農耕幹部。在文革時期，甚至還要把城市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當農民，這就導致小農意識和家長專制意識日益濃厚。也導致農耕人口急劇膨脹，甚至大有超過五千年農耕人口總和的趨勢。雖然目前農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降到次要地位，然而農耕人口依然佔絕對優勢，九億具有農耕性格和意識的農耕人口，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現實的『民族存在』，如此龐大深厚的農耕意識和性格『存在』，將長期影響和熏染中國的行政官員、知識分子、工商階層、工人市民，以及到新生階層的機體內。
「百年來，中國老病頻頻復發，本質性的維新和改革屢屢受挫，其深刻的原因就在於中華民族至今為止仍然未能從根本上轉換自己民族的性格。因而，直到現在，中華民族尚未發展到能夠絕對把握自己民族命運的階段。史界之革命，當今中國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圖騰精神革農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溫良敦厚』誤導中華之命。
「然而，二十年艱難痛苦的改革，中國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已有了長足進步，民族存在開始改變，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的規律開始向強悍的方向發生作用。中國人的性格也開始自發地向狼圖騰精神回歸：兒童刊物《大灰狼》受到孩子們的歡迎；歌曲《北方的狼》唱紅了中華大地；以狼的強悍性格『與狼共舞』，成為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的自覺；以狼為商標的產品開始在市場上流通，以狼為店名的餐館生意興隆；以狼為筆名或藝名的作家藝術家也開始出現──在中國，以狼圖騰精神為核心的遊牧精神終於開始復活。一個世界上最怕狼恨狼的民族開始自發地敬崇狼精神，這是二十年改革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所在。
「由於狼圖騰精神是痛殺軟弱保守的羊精神的剋星。因此，只有大大發揚狼圖騰的精神，改革才不會倒退，也不敢倒退。越來越多以狼精神武裝起來的『新型人類』將越戰越勇，挫敗一切保守倒退的勢力。說到底，中國的改革不僅是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革和轉換，而更基礎更具決定性的卻是國民性格的改革和轉換。
掌握和遵循中國和世界文明的發展規律，就可以涉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階段，就可以更自覺地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像草原狼海洋狼那樣的勇猛前進。中華民族一定能夠恢復和繼承炎黃先祖的遊牧精神，和中華草原民族的狼圖騰精神，並發揚光大。在民族性格上，從古代的『文明羊』，發展為現代的『文明狼』，並向個性真正解放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文明人』發展。到那時，中國人根除了『文明羊』階段的家畜性，克服了『文明狼』階段的半野蠻性，而成為真正大寫的文明人。上述三個階段是符合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規律性的發展階段，而中華民族在民族性格上不經過「文明狼」階段，就根本不能進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人」高級階段。十幾億真正自由民主和熱愛和平的文明人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將是全球自由與和平的最大保障。」
楊克說：「你梳理得還挺清楚，中國歷史可能真會按照你的『三階段論』發展。狼圖騰這件民族精神武器一直被埋沒在草原，現在總算挖掘出來了，看來它一點也沒有生銹，依然寒光閃閃，鋒利無比。而且古老的狼圖騰在現代世界最先進的思想精神武庫裡仍然閃著燦爛的光輝，而儒家的綱領──三綱五常卻早就成了腐屍爛肉。」
楊克又說：「你這個大綱幾乎把我一直想不通的幾個關鍵問題弄通了。可是我還有幾個問題沒弄明白。在明清時期中國城市中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可為什麼中國還是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陳陣說：「原因還在於農耕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中國農耕土地太廣闊太深厚，世界第一。從這塊土地上長出的農耕大樹，根深葉茂，吸走了所有的養分；樹冠巨大，覆蓋了樹下所有的萌芽。農耕國家政權光抽稅、攤派、敲詐和索賄，就能把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所必須的原始積累搾乾；可是要反抗抽血，就必須要有強悍的民族性格來戰鬥，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當然就沒戲了。資本主義在古代中國巨大的農耕大樹下，沒有養分，沒有陽光，最多只能長成萌芽，永遠是萌芽。所以中國的歷史發展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地打轉。如果沒有中國的遊牧民族的不斷輸血，連原地打轉都轉不下去。沒有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狼』強悍闖入，中國就永遠突不破農耕經濟形態，這是中國的特殊性。封閉的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條特殊的支流，是條內陸河，像封閉的塔里木河，不靠先進階層採取果敢手段，它自己永遠流不到世界潮流的主河道裡去。」
關於狼圖騰的講座與對話之五
楊克問：「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也就是說什麼民族行業出什麼民族，出什麼性格。這是否具有普遍性？」
陳陣說：「當然具有普遍性了。例如，日本的民族存在就很厲害。人家雖然也種水稻也有農耕，但從本質上講，日本是個島國，日本民族自古就是海洋民族，幹的是航海打魚、海上遊獵，海上貿易、倭寇海盜的勾當。人家在民族性格上就是兇猛的海狼，海狼一上岸那還不衝得農耕羊群猢猻散。倭寇在古代就打到過南京杭州，焚燒過杭州的雷峰塔，甚至在海上，還把侵略日本的元朝蒙古大軍全部殲滅。近代西方更強的海狼一過來，日本馬上就歸隊狼群，脫羊入狼，脫亞入歐。一腳踢開中國儒家，去學習西方文明，西方的憲政、法律、科學、教育和大工業。海狼遇海狼，氣味相投，相見恨晚。一邊是如饑似渴，好學不厭；另一邊是代培留學生，誨人不倦。由於日本民族學習西方不僅沒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障礙，相反，還喚醒海狼的天性，激起更強的求知慾和進取心，所以人家學得極快。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實行維新，此後在短短的三十六年內，就建起發達的工業，在甲午戰爭中打敗大清國，又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白種沙俄，一躍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加入歐洲列強的行列，創造了世界上民族大躍進中的第一奇蹟。現在日本又成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經濟強國。而中國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經過近一個半世紀，直到現在還處在第三世界，兩岸尚未統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教育投入排在世界的後列，投資效益排在世界末流，科技水平一直與諾貝爾獎無緣；土地荒漠化的進度和地下水的跌落速度遠遠超過經濟發展速度，而早已過剩的農耕人口卻還在幾年幾千萬幾千萬地增長；中國軟弱的足球，一直被日本狼、太極虎打得羊性原形畢露畢現，看不到出頭之日──
「一千多年來，中國拿農耕儒學羊經去教化日本狼學生，真是誤人子弟。日本跟著中國儒家學了一千多年，卻在世界上默默無聞。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學了三十多年就一飛沖天。而中國呢，西方的東西一進來，整個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發生強烈排斥反應，如羊見狼，不管好壞，幾乎全民族抵制，從皇帝到義和團，反洋滅洋，結果被列強搶走大片國土，淪為半殖民地──
「日本和中國，同樣是東亞黃種，同樣是儒家文化，同樣接受佛教，然而，為什麼日本的維新迅速成功，而中國的維新僅僅百日就被砍了頭？不從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國人就永遠掌握不了自己民族的命運。」
楊克連連點頭，又接著問：「可是為什麼後來阿拉伯、突厥和蒙古這三大遊牧民族都衰弱下去了呢？」
陳陣說：「阿拉伯和突厥民族後來也大多定居或務農了。蒙古民族雖然繼續遊牧，但是歷史發展到火炮時代，草原民族的騎射優勢喪失，人口又太稀少，它被中俄兩個火炮大國夾困在內陸高原，失掉了進一步向海洋行業發展的機會和條件。草原原始遊牧行業不發展到更高級的海洋『遊牧』階段，也會被更強悍的海洋『遊牧民族』的性格所打敗。所以依然是民族性格決定民族命運。民族性格強不強還必須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比較。
「海洋行業是一種更強悍的行業。海洋的颶風、巨浪和鯊魚，遠比草原的白毛風和狼群更兇猛更凶險。在這種行業中歷練出來的民族，性格就更強悍，眼界更寬闊，足跡更遙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明成果更廣泛，搶奪新大陸、海外殖民地和原始積累就更早、更得先機。西方的遊牧民族本來就強悍，一下海以後就如狼添翼。所以現在世界領先的民族大多是從草原遊牧再發展為海洋遊牧的民族，或者從來就是海洋民族。
「還有，也不能低估宗教的禁錮作用。伊斯蘭教堅決抗拒西方入侵和干涉，同時也拒絕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喇嘛教也把蒙古民族的驃悍性格軟化了。但是，基督教卻被性格更強悍的西歐民族所改造，成了反抗羅馬天主教會的專制腐敗、對資本主義有利無害的新教。
「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更強的民族存在決定更強的民族性格；而強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於民族存在，主動果敢地為自己民族創建起更加強悍先進的民族存在，以強化民族性格。強者為王，超強者奪冠。
「近代俄羅斯的崛起也是如此。彼得大帝就把一個以農耕為主的、比中國還落後的農奴制俄羅斯改革成為歐洲列強之一。其原因還在於他以狼一樣的性格，大刀闊斧地打擊消滅保守落後的貴族農奴主勢力，放膽學習西方，冒險衝向海洋。微服私訪、考察西歐，剃鬍子、穿西服、戴假髮，建海軍、練炮兵、砸碎教堂的銅鐘用來鑄造大炮，甚至把俄羅斯的首都從農耕區強行遷到大海邊，建立了面向強國和大海的聖彼得堡。那種氣魄和勇敢給我的震撼太強烈了。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軍上將烏沙科夫》這些電影都不下五六遍。我到草原以後，從草原狼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來源。生活在茫茫俄羅斯大草原的俄羅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農耕並不發達，而且俄羅斯還受到蒙古金帳汗國長達兩個世紀的統治和輸血。沒有草原和草原狼就不會有偉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這兩個原來比自己落後得多的鄰國，都是憑借強悍的狼性格，後來居上，騎到中國的頭上的。」
楊克說：「你是個憂國憂民的人。你實地考察和長期研究，理出這麼一個史論大綱，你最終想達到什麼目標？我特別想聽聽你的最終結論。」
陳陣說：「我考察研究近三十年，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尋找中國落後的病根，尋找中國的出路。現在找到了中國這條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對症下藥，把握民族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