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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to favorite 《狼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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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國到秦朝這段歷史,是草原民族對華夏民族又一次狼性血液的輸血,大大地沖淡了千年來從農耕生活中湧進民族血管的羊血,使剛剛又要羊化和孱弱的華夏民族性格,再一次剛強起來。

  「公元前二○六年,劉邦建立西漢王朝。西漢時期,『漢承秦制』,西漢又承襲秦朝狼血,漢武帝在性格上就是第二個秦始皇,史家稱漢武帝『異於秦始皇無幾矣』,凶悍好戰,舉全國之兵力財力,連年征伐,毫不妥協,不滅匈奴誓不罷休。當時的漢朝,主戰派佔絕對優勢,『銳勇輕死之士充滿朝廷』,大有古羌族『以戰死為吉利,以病終為不祥』的民族性格。漢武帝還大膽起用李廣、衛青、霍去病等等充滿狼性豪情的將領,以騎兵攻騎兵,以騎射對騎射,兇猛果敢,長途奔襲,深入草原,血戰匈奴數十年,打得匈奴元氣大傷。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甚至還把作為防禦性工程的長城,也變成對草原經濟封鎖的進攻性武器,嚴禁鐵器武器藥材出關,斬殺大批違禁商人。

  「當時華夏農耕厚土上生長出來的儒家,也終於長成大樹,進入官方主導意識形態。儒家主張以農為本,與民休息,輕徭薄賦;並主張施仁政,以馴化軟化國民性格,來換取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國安民,求得和平發展。漢武帝在認識水平上高於秦始皇,他懂得儒家的作用。因此,西漢時期,狼羊結合,霸道王道雜之,狼血羊血大體平衡。西漢時期,漢民族終於在性格上從秦朝的『野蠻狼』發展到漢朝的『文明狼』,達到古代『文明狼』的最佳性格水平,與同時代的西方強悍的古羅馬民族性格大致相當,國家強盛的程度也差距不遠。當時整個漢民族充滿了勇猛頑強,開疆拓土,消滅強敵的壯志豪情。那時的西漢國運昌盛,國富民強;文史哲經,藝術科技,高度繁榮;並第一次征服西北和西域,擴大華夏的遊牧國土,切斷了匈奴的財政來源,消滅了匈奴的主力,造就了一個長達四百年的輝煌朝代。大漢帝國是華夏漢民族最值得驕傲的時代之一。遺憾的是,在以後的朝代,純粹漢民族的民族性格再也沒有達到過這樣的高度和水平,此後,靠漢族獨木便難以支撐華夏文明大廈了。

  「隨著漢朝屯墾戍邊政策的實行,農耕對草原的擴張,和對草原民族的一次次沉重軍事打擊和壓迫,以及晉朝殘酷的『徙戎政策』,即用武力驅逐異族出境,激起遊牧民族的強烈反抗。草原民族終於又積累起巨大的報復力量。到晉末,匈奴、羯、氐、羌和鮮卑五個草原民族先後衝進中原,又先後建立十六個國家,史稱『五胡十六國』。秦漢以來幾百年的農業大發展,華夏的農業已取得優勢,整個漢族已成為標準的農耕民族。民族性格羊性化,畏戰怕死,不堪一擊。『五胡』便像狼衝羊群一樣,將整個中原變成『草原狼』的天下,時間長達一百二十多年。在此期間,中原大地狼性太盛。因而,群狼混戰,血腥殘暴,屍骨遍野,人口銳減。但這次巨大災難的內因,仍在於農耕文明的本身,溫柔敦厚的農耕民族缺乏強悍的國民性格來抵禦外來侵略。

  「建國於公元三八六年的北魏,是一個狼羊性格結合比較好的時代,我對北魏非常感興趣。建立北魏的鮮卑族和後來的蒙古族都屬於東胡,兩民族的語言有共同的祖源。鮮卑族發源於大興安嶺北麓的鮮卑山。蒙古史權威、原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韓儒林先生說:『據近代學者研究,鮮卑為蒙古族。』

  「早在東漢和帝時,漢大將竇憲擊敗匈奴,鮮卑乘虛佔領匈奴舊地,十多萬戶匈奴人自號鮮卑,加入鮮卑族,同時也把匈奴的文化和原始崇拜帶入鮮卑族,因此,鮮卑族又是東胡與匈奴的融合民族。鮮卑拓跋部極為凶悍,但是鮮卑的文化極其落後,連文字也沒有。然而,他們有蒙古草原狼一樣兇猛的性格和智慧的頭腦,具有超凡的軍事才能,是五胡中最卓絕的一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簡直就像頭神狼王,神武異常。他居然用了不到十年時間,依靠兇猛的鮮卑騎兵,掃平群狼,統一了北部中國。在中國歷史西周以後,開創了第一個由草原民族建立的強悍有作為的朝代。

  「更有意思的是,鮮卑拓跋像蒙古草原狼一樣愛動腦子極善學習,他們對漢文化極為癡迷,又一次表現出遊牧民族在文化和制度上開拓進取、勤奮學習的民族性格。在馮太后和孝文帝時期,大力倡導全民族學習漢文化並與漢族通婚,幾乎達到全盤漢化的程度。後來百萬鮮卑遷都洛陽以後,完全使用漢語漢服漢制度,甚至將鮮卑姓改為漢性,例如將皇族拓跋氏改為長孫氏。讓南朝漢人來使,一時分不清是到了胡國還是到了漢國。

  「需要說明的是,草原民族對漢文化的主動接受是有深刻的種族根源的:一是,漢文化中有至高無上的天崇拜,也就是騰格里崇拜,而漢文化中的天崇拜本來就是來源於草原民族的騰格里崇拜,是炎黃先祖從草原帶到中原的原始崇拜。因此蒙古草原遊牧民族的最高崇拜與漢族天崇拜文化不僅不衝突,反而因原始崇拜的親緣關係而情感親近,容易接受。後來蒙古本土的蒙古族和華夏的漢族最終沒有接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都接受佛教,也是與蒙古族和漢族共同的最高天崇拜有很大關係;二是,漢文化儒學中也具有早期儒學遺留下來的強悍進取的遊牧精神,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強健不屈的精神也頗合草原民族性格和狼圖騰精神;三是,儒家全力維護『天子』,也就是『騰格里之子』的皇權。總之,漢文化本來就是遊牧民族來到農耕地區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文化,因此,當後來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農耕大地之後,就不必在文化上從頭開始,只要把遊牧先輩和後輩的文化成果拿來即可。當然,後來鮮卑、蒙古族和滿族都看到了漢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漢文化時做了不小的取捨,並增添了許多遊牧文化的內容。

  「還需要說明的是,傳統觀點認為遊牧民族雖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漢族卻可以用漢文化征服遊牧民族,這實際上是一種大漢族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最大的錯誤在於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華夏農耕土地的征服作用。華夏廣闊的農田能夠征服和軟化古代任何武功強悍的遊牧民族,華夏農田的征服作用遠遠超過文化上的作用。遊牧民族被漢文化征服的觀點的片面性,又在於否定了漢文化中的遊牧成份,否定了漢文化中的遊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權。而且,實際上遊牧民族也不是被動地被漢文化征服,而是遊牧民族主動地選擇了漢文化,而這種主動選擇重要的原因也是由於漢文化中有遊牧文化的成份。

  「鮮卑拓跋的改革相當成功,北魏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口劇增,國際交往頻繁,一派東方大國強國的風貌。而且文化發達,佛教盛行,雲岡、龍門石窟中的北魏時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腐敗、內亂短命的南朝漢族國家根本無法與之相比。以至於後來的中國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對同時期南朝漢人的宋國和齊國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鮮明對比,說明華夏農耕文化和民族性格已開始暴露出它致命的羊性軟弱性。遊牧民族一旦集合起整個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機會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經過短短的幾代,就可以把華夏民族花費幾千年時間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學到手,甚至還超過你一頭。而缺乏進取精神的漢民族,雖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進,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輸血為生。如果幾百年不進行一次大規模狼性血液的輸血,它的骨頭就軟得難以支撐華夏大廈。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實際上真正的『王者』就是遊牧精神和性格,而某個具體的王者,就是遊牧精神和性格的某個代表人物。

  「鮮卑統治北中國長達一百四十多年,這次草原民族對華夏農耕民族的輸血和混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所謂輸血和混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後在遊牧精神和性格上對農耕民族的深刻影響。所謂『輸血』,也就是遊牧精神的輸入;二是種族混血雜交,增強民族雜交優勢,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數量。『五胡入中華』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戰亂,洛陽焚燬,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銳減。戰亂又造成華夏民族第一次規模巨大的民族大遷徙。據史料記載,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約有六七成的漢人逃往江南,這又進一步地減少了北中國的漢族人口。此後源源不斷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尤其是鮮卑族,便填補了空蕩蕩的中原和荒涼的洛陽。《中國通史簡編》說:『照江統《徙戎論》所說,關中人口百餘萬,氐羌和鮮卑等族約佔半數。』魏孝文帝從平城遷都到洛陽時,就遷來鮮卑文武百官和軍隊,連同他們的家屬和奴僕,總數不下一百萬人。為了學習漢文化和增加人口,鮮卑統治集團親自帶頭實行鼓勵鮮漢通婚的政策。由於居於統治地位的遊牧民族獲得了財產和權力上的優勢,就可以廣泛地通婚納妾多生子女,使得遊牧民族在種族人口繁殖上也取得超過漢族人口增長的優勢。因而,經過十六國和整個北朝長達二百六十多年的民族輸血和雜交混血,北中國實際上已成為遊牧民族與漢族在數量上大致相當的民族混合地區,尤其以鮮卑族的數量和影響為最大。

  「這次民族輸血和混血,使得被農耕軟化和羊性化的華夏中原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又一次被激活,再一次強悍起來。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輸血和混血,對農耕民族來說是一件痛苦和殘酷的事情,但卻又是對『中國病』的絕對必要的搶救性治療。客觀地說,沒有這一次長期廣泛的輸血和混血,就不會有後來偉大的隋唐。

  「北魏後來分裂為東魏和西魏,這兩國依然是鮮卑族執政。公元五五○年高洋廢東魏帝自立,國號齊,史稱北齊。公元五五六年鮮卑人宇文覺廢西魏恭帝自立,國號周,史稱北周,依然是鮮卑政權。到周武帝時期,雄才大略的鮮卑皇帝──周武帝宇文邕又滅掉北齊,重新統一北中國。

  「公元五八一年,北周大丞相楊堅廢掉周靜帝,篡奪鮮卑北周王朝而建立隋朝,他便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隋文帝。因此,隋朝實際上是建立在鮮卑國家的基礎之上的。北朝之後的隋朝,由於剛剛經過長達二百六十多年的五個遊牧民族的狼性血液的輸血,中原民族實際上是由鮮卑民族等遊牧民族和漢族所組成的混合民族。又由於楊堅篡周建隋,所以鮮卑北周的統治集團也基本上被保留下來。隋朝朝廷充滿鮮卑族官員,連隋文帝的獨孤皇后都是鮮卑人,獨孤皇后是鮮卑大貴族、柱國大將軍獨孤信的女兒。因此,從隋朝的國家政權的組成和民族的構成上說,鮮卑族的比重極大。從民族成份上講,隋朝是鮮卑族和漢族共同創造的偉大朝代。在隋文帝時期,中原民族性格強健,文化發達,又是一個狼羊結合較好的時期。

  「因而,隋朝又是一個勇猛進取,有創造,有作為,了不起的朝代:實行均田制,開鑿大運河,首創科舉制,擊敗擁有四十萬騎兵的強大突厥,又征服南中國,結束中國長達兩個半世紀的戰亂和分裂,建立起國土遼闊的統一國家。

  「特別要提到的是,中國北方經過遊牧民族入侵長期戰亂破壞,本該在國力上落後於未受異族入侵的南朝。事實上恰恰相反,在南朝,漢族執政的宋齊梁陳一個比一個腐朽黑暗、軟弱無能、內訌短命。南中國的漢族政權後來被大隋朝輕而易舉地滅掉。

  「從此以後,在古代中國又出現一個規律:受到過遊牧民族輸血和混血的北方中原,無論被戰亂破壞得多麼嚴重,但大多可以滅掉或收降南中國漢族政權,而南中國漢族的最後政權則無一例外都被北方國家輕易滅掉。此規律的適用性還可以上推到秦。從秦滅楚吳、魏滅蜀、晉滅吳、隋滅梁陳、宋滅後蜀南唐吳越、元滅南宋、一直到清滅南明三藩太平天國。此規律證明,遊牧性格大大強於農耕性格,強悍性格是一個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決定性因素。純農耕的南中國一旦喪失了殘存的炎黃遊牧精神,又得不到新鮮遊牧精神的輸血,也就喪失了民族的脊梁,即便有發達的文化和經濟也無法捍衛自己的國土、保障自己國家的獨立。」

  陳陣望了一眼狼洞山坡,歎了一口氣說道:「但是隋朝還是一個短命朝代,根本的問題又出在狼羊不平衡上,隋朝統治集團在性格上狼性又太強於羊性。隋煬帝本人就是一個漢族與鮮卑族的混血帝王。他的生母文獻獨孤皇后,是一個連隋文帝都懼怕的鮮卑悍婦。獨孤皇后的家族連她自己在內,先後出過三位皇后和一位皇太后。她的姐姐是北周周明帝的皇后,她的大女兒是周宣帝的皇后,她的從姐妹是唐朝唐高祖李淵的生母。她的鮮卑家族性格剛勇,勢力強大,深刻影響了北周、大隋和大唐三個朝代。她在皇宮,後宮不敢給隋文帝送嬪妃,她還敢於殺掉隋文帝看中的女人。這位狼性十足的鮮卑族皇后在朝中擁有大權,與隋文帝並稱為『二聖』。獨孤皇后還謀劃了廢長立幼,廢黜太子楊勇,再立她所偏愛的楊廣為皇太子。後來,獨孤皇后成為武則天效仿的楷模。因此,隋煬帝楊廣是喝『狼奶』長大的『狼』。他繼承的狼性基因過多,因而他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暴君,窮兵黷武,殘暴腐化,橫徵暴斂,民不聊生。隋煬帝三伐高麗,動用幾百萬軍隊,三戰三敗,損失慘重,國力耗盡,激起全國大起義。大隋三十七年便亡,與秦朝相似。公元六一八年,胡化了的漢人大貴族李淵建立唐朝。

  「中國人引以為自豪和驕傲的大唐朝,實際上也是鮮卑族和漢族共同創造的一個偉大王朝,是草原狼性格和華夏文明精粹的偉大結晶,達到了古代華夏文明之巔。就像『漢承秦制』那樣,唐朝是唐承隋制。李唐王朝繼承了隋朝皇族,尤其是隋皇族女系母統的強悍鮮卑性格。從性格血統上,李唐王朝的開國皇帝和初期君主都是胡化了的漢人和鮮卑貴族女性的混血兒。唐高祖李淵的生母、皇后、一個兒媳均為鮮卑人。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鮮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鮮卑人,而李淵的生母就是大名鼎鼎隋朝獨孤皇后的從姐妹。幾代連續雜交混血,幾代鮮卑家族狼性格的持久影響和熏陶,使李唐家族血統裡的漢血比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因此在性格上取得非同尋常的雜交優勢。太宗李世民尤為突出,他的驍勇兇猛頑強的狼性性格堪稱中國帝王之最。甚至,李家也出過李世民的太子承乾那種學胡語,吃胡食,仰慕突厥狼頭軍旗、想解發回草原當突厥人的極端例子。後來太子承乾被唐太宗廢掉。這個極端例子也證明,李唐家族中的草原民族血統和及其影響極重極深。

  「我給你舉幾個《資治通鑒》裡記載的例子:有一次,李世民跟李淵出戰,李淵進軍失利,李世民親自率兵上陣,從敵陣後面衝進去,身先士卒,使用雙刀,親手砍殺幾十人,殺紅了眼,砍得兩把刀都缺了口,兩個袖子裡都灌滿了敵兵的血,他甩掉血,繼續拚殺,直到打垮敵軍,反敗為勝。還有一次,李世民與竇建德交兵,李世民只帶尉遲敬德一員大將和幾個士兵去誘敵,竇建德五六千騎兵追殺過來。李世民善騎射,毫無懼色,他親手射死一員敵將和幾個士兵。尉遲敬德也殺了十幾士兵,居然嚇得幾千騎兵不敢再追。再有,在玄武門事變中,為了大唐利益,李世民先發制人,設伏兵殺死了想加害於他的親生兄弟建成和元吉。李世民親手射殺了長兄建成,毫不手軟,像狼一樣兇猛果敢地奪取了太子位。

  「李世民兇猛善戰,大智大勇,連當時打著金狼頭軍旗的突厥騎兵,甚至突厥可汗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唐太宗還被各草原民族奉為『天可汗』,也就是『騰格里可汗』。後來唐朝能降伏強大的突厥,靠的就是這種李唐家族的狼性格,還有充滿朝廷的大批草原民族著名的賢臣強將。其中最著名的是長孫無忌,據《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記載,長孫無忌是凶險的『玄武門事變』的主要策劃人,就是他像狼一樣勇敢地力勸李世民先發制人,並親自帶領尉遲敬德、侯君集等九人協同李世民,在玄武門伏殺建成和元吉。長孫無忌是輔佐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第一功臣,後任宰相長達三十年。而長孫無忌就是鮮卑人,他的先祖是北魏鮮卑皇族,其後世家族成員在北魏、西魏、北周時歷任重臣,封王襲公,其父是隋朝的右驍衛將軍。長孫無忌又是唐太宗的文德長孫皇后的親哥哥。唐太宗的祖母、生母、皇后,甚至連宰相都是鮮卑人,你說大唐王朝中的鮮卑血統和性格有多重。

  「唐朝的偉大來源於民族性格的偉大,也來源於唐朝女性的偉大。唐初的三位鮮卑女性不僅為唐朝養育了幾代傑出帝王,而且,中國第一支『娘子軍』,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女皇帝都誕生於唐朝。咱們到草原還不知道嗎?草原民族是開放和尊重婦女的民族,婦女地位比較高,女人大多敢作敢為,像嘎斯邁那樣敢徒手鬥狼的女人不在少數。唐朝的鮮卑血統也決定了唐朝女性的驚人業績,據《新唐書‧諸公主列傳》記載:唐高祖李淵的女兒平陽公主,在李淵太原起兵反隋時,她自己先到關中地區拉起一支起義軍,屢屢挫敗隋軍,並把義軍發展到七萬之眾,威震關中,為李淵奪取長安立下大功。《新唐書》說:『主(平陽公主──引者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號稱娘子軍。』山西著名的娘子關就是由於平陽公主曾率軍在此駐守而得名。平陽公主的生母就是李淵的鮮卑人太穆皇后竇氏,平陽公主是與李世民同父同母同性格同打江山的傑出女性。娘子軍對中國女性的影響太深遠了,而娘子軍精神中所包含的就是自由開放、堅韌獨立的遊牧精神和狼精神。

  「還有,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也產生在唐朝。武則天出生在遊牧精神濃厚、有深厚『胡服騎射』傳統的山西。而山西是鮮卑族的根據地之一,鮮卑北魏最初的都城就定在山西平城。武則天的父親曾隨李淵起兵反隋,後封為應國公。所以武則天也應該算作將門狼女。後來又在李唐皇族遊牧精神的熏陶下,武則天成為中國狼性最強的傑出女政治家。在性格上:她勇敢凶悍,智慧超人,大刀闊斧,鐵腕血腥,毫不手軟;在政策上:打擊士族,強化科舉,破格選才,勸課農桑,發展人口。把唐太宗開創的貞觀之治的盛世維持了半個世紀。

  陳陣停了停,突然問楊克:「你注意過武則天的形象沒有?」

  楊克有些茫然,搖搖頭說:「沒注意,你又發現了什麼?」

  陳陣說:「我看過武則天的畫像,她很富態,有母儀之相。洛陽龍門石窟那座最著名最高大的盧捨那石像,是武則天下令鑿刻的。那雕像有異常大氣矜持的端莊美,臉龐頸肩豐滿圓潤。據說這是當時的藝術家和石工按照武則天本人的形象雕刻出來的。中國人都知道,在審美標準上,唐朝是『以胖為美』,李唐帝王大多選豐滿女人為後為妃。唐太宗選武則天為妃,唐太宗的兒子唐高宗李治後來又對武則天窮追不捨,直到把她立為皇后,而後來的唐玄宗李隆基又以豐腴的楊玉環為貴妃。幾代唐朝皇帝如此熱衷豐滿女人,確實大大有悖於中國漢族帝王的傳統審美標準。華夏漢族帝王大多喜歡苗條女人,比如:『楚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漢朝漢成帝的寵妃趙飛燕就是『楚腰纖細掌中輕』式的女人,後來被成帝立為皇后。

  「那麼漢唐這兩個歷史上齊名的大朝代,為什麼會出現『環肥燕瘦』截然相反的審美標準的呢?原因就在於唐朝皇族與歷代華夏朝代的民族血統不同。唐朝『以胖為美』,深刻地反映了李唐王朝鮮卑族的血統和印記。我過去也一直弄不懂為什麼上個大朝代漢朝還以瘦為美,怎麼到下一個大朝代唐朝突然就以胖為美了?後來弄清了李唐王朝的鮮卑血統以後才明白,再聯想到咱們在草原上的生活就一下子通了。當初咱們剛到草原的時候,就發現蒙古人以胖為美,比如咱們隊那個綽號叫『一盞明燈』的那仁其其格,真夠豐滿的,一定比楊貴妃還要胖,那時候幾乎有一大半的馬倌都圍著她獻慇勤。在額侖被牧民公認為美人的蒙古女人絕大多數是豐滿女人。而鮮卑族和蒙古族是兩個有著親緣關係的蒙古草原遊牧民族。鮮卑族一定是把狼圖騰和『以胖為美』的審美標準,一同傳給蒙古族了。實際上,遊牧民族從古到今都以養肥牲畜為職業,以『羊大』為美,當然在民族審美上就以胖為美了。」

  楊克連連點頭,又笑著說:「沒錯!──不過有點扯遠了吧。」

  陳陣說:「一點也沒扯遠。唐朝『以胖為美』,恰恰又從民族意識的一個審美層面上證明唐朝之所以那麼強悍偉大的性格根源。漢人一直迴避唐朝的遊牧精神和草原血統,實際上漢人很不情願把中國最偉大朝代的大半功績記在草原民族的功勞簿上──

  「我再接著講──李世民過人之處,還在於他極其重視文治,採納魏徵的『偃武修文』的政策。興科舉,重諫臣,著力教化,改善政治,輕徭薄賦,鼓勵經濟。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唐朝的疆土達到到前所未有的廣度。

  「我特別要說的是,李世民是第一個提出『華夷平等』政策的中國皇帝。他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華夷平等』政策的提出,是有李唐皇族性格上的華夷混血、狼羊平衡的血統背景的。過去以及後來華夏儒家正統思想都是極力『尊華貶夷』,根本無視遊牧精神和草原民族性格的巨大價值,以及對華夏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貢獻,而且還把這種狼性性格作為儒家教化所重點打擊的對象。只有具有遊牧血統的李世民,深刻看出了漢族和草原民族雙方的優缺點,而且身體力行地實行『華夷平等』政策。唐朝之所以能達到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頂點,根本原因就在於它使草原民族勇猛進取的性格和農耕民族的儒家精華相結合。只可惜,中國農耕土壤太廣闊太深厚,李世民『華夷平等』卓越的思想,很快就被華夏強大而狹隘的農耕意識和儒家正統思想所扼殺。後來,支撐華夏民族活命的新鮮血液,仍然是草原民族用武力強行灌輸進來的。但是,由於漢族農耕病體已趨嚴重,以後無論怎樣輸血,都輸不出漢唐盛期的豪邁強悍的民族風骨來了。『東方睡獅』正是從中唐以後開始進入漫長的冬眠狀態的,而華夏廣袤農田就是它舒服沉睡的『軟榻』,儒學則是使它久睡不醒的『催眠曲』和『安眠藥』。

  「從安史之亂開始,一直到五代十國的二百年裡,重又軟化羊性化下去的華夏民族,又陷於大混亂之中。從此,華夏的農耕民族走向漫長的下坡通道。雖然,也出現過幾次小高峰,但總的下降趨勢已不可逆轉。華夏文明和華夏國土的延續和保持越來越依賴於草原民族。

  「雖然整個農耕民族在軟化,但是炎黃先祖的狼性血液的遺傳,和遊牧民族的不斷輸血和混血,在華夏廣大的農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強悍的種子。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就是農民中狼性好漢率領的反抗。但是農民起義只是改朝換代的工具,一旦起義成功,也不能為新王朝增添多少新東西和新血液。唐末的黃巢農民大起義,作為漢民族一次民族復興的重大行動,並沒有成功。究其原因,農民起義是農耕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農副產品』,農耕王朝所具有的性格軟弱性的局限它也不可能避免,能避免的只是極少數。雖然黃巢起義大軍攻打王朝軍隊勢如破竹,還殘忍愚昧地焚燬了古代中國最為氣勢恢宏的長安城。但是,它還是被唐政府借來的、名不見經傳的西突厥沙陀族騎兵消滅了。這是因為被輸血者總比不過輸血者身心強健。漢唐以後,華夏農耕民族無論是政府軍還是農民起義軍與遊牧民族的騎兵交戰總是敗多勝少。

  「到五代十國,北中國又陷於狼性遠遠大於羊性的大動盪時代。北方五代梁唐晉漢周之中,後唐、後晉、後漢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權。同時並存的強大遼國,則是鮮卑後裔契丹族建立的遊牧民族國家。

  「公元九六○年,趙匡胤不費吹灰之力,忘恩負義地篡奪後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後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借助五代時期遊牧民族的輸血,還有些生氣。但是,宋太祖已沒有漢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銳氣了。宋太宗兩次北伐都被契丹遼國打得慘敗。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漢族國家,卻易如反掌。

  「中唐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時期,北方的經濟遭到大破壞,南北差距更加懸殊。南方漢族國家的強大經濟實力,並不能彌補民族性格上的軟弱。那裡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欄玉砌』和江南水鄉中軟掉了骨頭。因此,受過狼性格輸血的北中國再次輕鬆滅掉或收降南部漢族國家。李後主、吳越王等國君主紛紛敗亡投降。春秋漢唐時期南中國的那種『力拔山兮,氣蓋世』,『三千越甲可吞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民族氣概和性格蕩然無存。長期的農耕環境和儒教終於徹底教化和軟化了沒有草原的南中國。」

  陳陣繼續講:「宋朝是漢族國民性格質變的轉折時期,除了歷史種種不利因素的積累以外,宋朝對漢族性格的轉換還有著兩個關鍵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無力收回漢唐原有的廣大草原國土。大宋大宋,實際上它的疆土連漢唐時期的一半還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華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員萬里的契丹遼國。它的西面是驃悍的黨項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國。這種局面導致了嚴重後果。本來,從炎黃到漢唐,華夏一直擁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區,它具有製造強悍性格的造血功能,歷史上廣闊草原為華夏民族培育了無數強兵猛將和傑出帝王。古言道:『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宋史‧李綱傳》也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唐時期,中國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經營西域,緊緊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這片草原維繫著中華文明的根,而遊牧精神和性格則是支撐中華的脊梁。漢唐時期那種半農半牧的國土和經濟基礎,是華夏民族維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脈。而軟弱無能的宋朝無力收復華夏西北的命脈草原牧區,就對漢民族的性格最終轉換起到了致命的影響。

  「其次,宋朝『理學』的盛行。由於宋朝的華夏只剩下純農耕的國土,中國儒教的這棵大樹被純農耕土壤滋養得越發農耕化,並發展得越來越極端,宋朝『理學』的出現,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遊牧遺風、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卻加強了壓抑閹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滅人欲』,三綱五常是天理,必須用『天理』來滅除人欲。對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斬盡殺絕,火燒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邁得開羊的步。理學把漢民族壓制調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樣馴服聽話,任勞任怨,使得漢族宋朝的生產力大發展,還製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具威力的火藥武器:火銃、火箭、火蒺藜、霹靂炮、突火槍等等。但是仍然彌補不了華夏民族迅速軟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歷史證明一個民族要想復興和富強,必須發展生產力,但是絕不能『惟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振興民族的基礎,但還不是基礎的基礎。必須把培育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和發展生產力同時並舉,這才具備民族騰飛的兩個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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