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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寫的話,當然要取得對方同意。或稍微改變形式捏造著來寫。可是捏造的事情就缺少那麼點魄力了。真是不可思議。大家也許以為捏造的可以寫得更有魅力。可是讓我們來做時,捏造的卻沒有力量。當然創作又是另一回事。因為創作是從自己身體裡出來的東西。可是我們所捏造的就只是捏造的事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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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我想寫︽地下鐵事件︾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蒐集沒有經過媒體加工處理的第一手資訊,把那些排出來。第二是,徹底從被害者的視線來看事情。如果要問為什麼。是因為從來沒有一本書是從這樣的立場來寫的。

  我發現如果我像很多媒體記者或評論家那樣,現在把奧姆真理教方面的精神性或思想性提出來在這裡解析的話,一時也幫不上什麼忙。與其落入這種意義的語言化似的迷魂陣裡去,不如暫且把發生的事情放回普通人的現場去,把術語拿掉,重新從那裡來看事情,或許還比較容易看清各種事情吧。

  河合 不過我想這也因為村上先生問事情的態度不同,所以才問出這麼多東西來。我看了書的內容時,非常清楚這一點。村上先生在這本書中是扮演問和聽的角色,幾乎沒有站到前面來,可是他們能說出這些話,也因為是村上先生在聽,所以才說得出來,普通人如果問,恐怕也問不出來。真的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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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這具體上來說,是怎麼樣的事情呢?我只是一心一意地在聽而已,並不很清楚。

  河合 例如我到震災的地區去。如果我說﹁那麼,請你把這次震災的經驗說來聽聽。因為我想寫一本書﹂的話,就問不出這樣的事情來。或許他們會說﹁噢,真是不得了﹂,或﹁房子都倒了﹂。可是在說著之間,我想他們已經開始厭煩了。換句話說,談的時候,如果沒讓對方了解你,就談不下去。對方認為你不了解的話,他就沒有心情說出來。由於對象不同,話可能變得非常簡單。可是這本書裡面,大家都說得真的非常生動,對吧?平常人家是不可能這樣說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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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我對事件當然有興趣,所以才會開始做這樣的採訪,不過我真正有興趣的是人。因為我是作家。所以一開始的三十分鐘到一小時左右我只會跟他談跟事件完全無關的個人的事。出生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樣的家庭長大、小時候是什麼樣的孩子、在學校做什麼、什麼時候結婚、有幾個小孩、興趣是什麼、在什麼樣的公司上班……花時間談這些事情。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我全部都想寫,可是很多人說﹁因為這是個人的事所以請不要寫﹂。

  但在談著這些時,會漸漸知道對方是什麼樣的人。這個人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漸成形。到這裡我才開始說﹁那麼,關於當天的事﹂。這樣他們往往可以比較順利地說出來。當然也有不順利的時候。

  河合 當然也有不順利的時候。不過不是說沙林怎麼樣,而是那個人走過這樣的人生,這種地方特別有逼真感。﹁日本人真是努力工作﹂的感覺非常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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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真的很努力。我聽他們說起來,上班時間非常衝非常趕。這樣每天每天繼續數十年如一日。可是幾乎沒有人對這生氣。幾乎沒有人說﹁好厭煩了﹂。當然其中也有這樣的人,卻是少數派。大多數人幾乎都毫無怨言地繼續通車上班。我問說﹁會不會厭煩﹂時,多數人都回答﹁別人也都在這樣做啊﹂。如果不這樣想的話大概做不下去吧。

  吸了沙林毒氣身體已經搖搖晃晃的站不穩了,大多數人還是就那樣去公司上班。總之忍耐力很強。有人幾乎快失去知覺了,到公司還跟其他同事一起做收音機體操。

  河合 真的是這樣。他們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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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我認為有兩種思考方式。

  一種是,所謂的公司是自己這一邊的系統,其中甚至帶有宗教色彩。這種說法或許有人會認為有問題,可是在某種意義上,公司跟奧姆真理教的系統或許有部分相通的地方。實際被害的上班族中,就有幾個人告白說,如果自己也站在同樣立場的話,或許也會去實行那命令也不一定。

  另外一種是﹁不,那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公司這邊的系統跟奧姆那邊的系統是完全異質性的。一方可以包含另一方,讓錯誤的部分調整癒合﹂這樣的想法。對這兩種想法我現在都還不能簡單地說什麼。

  這首先必須弄清楚所謂惡是屬於個人性的東西嗎?或者是屬於系統單位的東西呢?我寫完這本︽地下鐵事件︾之後,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惡是什麼?還不知道。我感覺如果去追究這個問題的話,或許會在某個地點隱約看出真相來。

  河合 不,惡這東西真的是很難的問題。本來就很難,到了現在這個時代,就變得更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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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惡這東西,對我來說也是驅使我寫作的一個很大的動機。我從以前就想在我的小說中寫出惡這東西的形式。可是沒辦法很適當地集中焦點。我可以寫惡的一面,比方說骯髒、暴力、謊言之類的。可是要寫所謂惡的整體像時,卻掌握不住那樣貌。我在寫這本︽地下鐵事件︾時也繼續在想這件事。

  河合 我也寫過一本叫做︽小孩與惡︾的書,可是在寫的時候非常煩惱。為了﹁惡是什麼?﹂這個問題。

  於是,我從惡與創造性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開始寫,這樣比較容易寫。可是我一面寫,一面被人家問到:﹁你在這裡所寫的所謂惡,如何真正去定義呢?﹂真難回答。

  只是,一神論的人比較容易定義。因為神說是惡的就是惡。可是另一方面,一神論的人也有傷腦筋的地方。﹁那麼為什麼這個唯一而至高無上的神,要在這個世界上創造出惡呢?﹂被這樣一問,一神論的人就非常傷腦筋。可是像我們這種多神教的人,從一邊看來是惡的,從另一邊看來卻是善的,都可以說得通。所以說到惡的定義,真的,非常難。

  不過關於小孩與惡的書就比較容易寫。因為大人們說是惡的事情,不見得是惡的,我想寫這方面的東西。如果是這個,我可以繼續寫很多。可是我想什麼時候來寫一寫關於惡。現在還沒有所謂惡的心理學方面的書對嗎?雖然有少數幾本有關惡的哲學。

  把善與惡截然分成兩邊,說這是善,這是惡,弄不好的話可能會很危險。如果善要驅逐惡,那麼會變成善不管做什麼都沒關係。這是最可怕的事情。奧姆真理教的人,也以為自己是善的,所以才會做出那樣亂七八糟的事對吧?這跟那種不知不覺終於一件又一件地做下惡事的人……又有不同。

  從以前就有人說,為了惡而殺人非常稀少;相對之下,為了善而殺人卻非常多。戰爭就是這樣。所以高舉善的多義是非常可怕的。但也不能因此說﹁惡也是可以容許的﹂,因此非常傷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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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我在採訪中感覺到,超過某種年齡後,說﹁奧姆絕對不可原諒﹂的人就多了起來。這些人把奧姆當作﹁絕對的惡﹂來掌握。可是年輕人呢,卻不這樣。從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人中,倒有相當多人說﹁那些人的心情我並不是完全不能了解﹂。當然對行為本身感到很憤怒,對動機則某種程度可以同情。

  河合 說到善惡的定義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從小開始就在生活中以無形的方式逐漸灌輸的東西影響力很強。這就是善,身體就這樣成長。我讀到地下鐵職員的談話時,真是非常感動。在某種意義上也很佩服。可是年輕人並沒有這種東西。雖然要說是判斷比較有彈性,確實是比較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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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不過在現代社會,到底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可以說基準本身就相當搖擺不定對嗎?

  河合 可以這麼說。我在寫︽小孩與惡︾這本書時也想過,什麼是真正的惡呢?要從表面去說是非常困難的。這個社會認為惡的事情,倒可以寫。如果是這種說法的話,要多少都有。可是當我想再進一步深入本質來說事情時,一下子就變得很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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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我所感覺到的也是這個。關於地下鐵事件、奧姆真理教事件,相當難去適當地完全掌握,終究也因為對﹁什麼是惡﹂的定義很難下的關係。如果把觀點集中在撒了沙林因此殺害了很多人這個行為上來說的話,當然是惡的。沒有爭論的餘地。可是如果從奧姆真理教的教義去追溯解析下去時,就會發現那或許不全然是絕對的惡也不一定。我想這理由只是解釋方式不同的問題而已。會出現這種類似乖離的現象。當然如果要深入追究這乖離,可能很有吸引力,可是我覺得往那邊走去也許會很危險。我想,要解開這事件的真相,還是聚集在比較靠近地面的地方採取這種類似﹁本能的常識﹂,會有比較大的力量吧。

  因此我才去採訪許多被害者個人的談話,不過正確的觀點還相當難掌握。因為我感覺到那些人個別的心中,恐怕也會產生分裂矛盾的地方。

  河合 這答案還是只能由村上先生自己找出來。村上先生自己承接下這些被害人種種活生生的苦難,只能由其中找出答案來。可是只用頭腦想是不行的。在這層意義上,我想村上先生下次寫的作品︵小說︶一定很不簡單。尤其做過這樣沉重的工作之後再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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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不過對我來說,我想在下一本,或下下一本,恐怕還沒那麼簡單就得出答案。我不知道要花多少年,可是我想會是相當久的長期戰。反過來說,也有一種不想太輕易拿出答案的心情。

  河合 那不是理論上的結論之類的,畢竟還是以生活方式在人們心中形成的想法,所以會很花時間也是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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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我寫︽地下鐵事件︾這本書時覺得最欣慰的是,許多讀者有純粹生理性反應回來。例如有人說讀過之後大哭一場,或非常非常生氣,氣得身體都變得怪怪的,或怕得有一陣子不敢搭地下鐵。很多人有這種生理性反應就非常坦誠地寫信來。我因為是小說家,所以有這種反應我感到最高興。不過因為是這種不尋常的狀況,或許不應該說高興,可是我覺得與其頭腦所想到的結論或教訓,不如這種身體的直接反應要來得有效多了。

  河合 站在讀者的立場來看,因為這不是馬上就能有答案的事情,所以我想大家也不得不先把各種事情當作一種體驗,自己再從中找出下一次的答案。我們也只能這樣想著活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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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 我從這工作所得到最寶貴的經驗是,能夠很坦誠地去喜歡與我談話的那些人。這是經由訓練達到的嗎?還是從本來的能力做到的?我不知道。安靜聽著他們談話時,我有一種自然進入對方內心的感覺。就像女巫medium︵靈媒︶一樣,咻一下就能進入對面那個人的心裡似的。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體驗。

  這種心情我想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太能體驗到的。除非是熱戀,否則不可能。可是我在持續採訪中,強烈地想要盡量多了解對方,想要盡量多喜歡對方,這種心情還是有能互相溝通的地方。

  河合 沒錯。我們的工作也一樣。我在榮格研究所的時候,有一位指導我們的老師很有趣,他這樣說:在跟客人見面的時候,如果無法找到至少某一點你喜歡他的地方的話,最好不要再跟他見面。說到某一點喜歡的地方,真是非常好的說法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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