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扉頁

＊前言

＊採訪

　　一、﹁這說不定真的是奧姆幹的﹂

　　二、﹁配合諾斯特拉達姆斯大預言做生涯規劃﹂

　　三、﹁對我來說，尊師應該是最終能為我解答疑問的人﹂

　　四、﹁這簡直就是人體實驗了嘛﹂

　　五、﹁老實說，我的前世是個男人﹂

　　六、﹁當時我想，如果留在這裡的話一定會死掉。﹂

　　七、﹁麻原曾經向我強求性關係﹂

　　八、﹁看到審判中麻原的言行，真想吐﹂

＊與河合隼雄的對話

　　一、關於︽地下鐵事件︾

　　二…懷著﹁惡﹂活下去

＊後記

＊扉頁

　　這是我睡著的時候，

　　人家承諾給我的地方。

　　可是當我醒來時卻又被剝奪了。

　　這是誰也不知道的地方。

　　在這裡，船和星星的名字，

　　已經飄到伸手摸不著的遠方。

　　山不再是山，

　　太陽不再是太陽。

　　到底原來是什麼樣的東西？也漸漸想不起來。

　　我注視自己，看著我額頭上，

　　一點昏暗中的光輝。

　　過去我不缺什麼，過去我還年輕……。

　　現在我覺得這些似乎很重要，

　　我的聲音彷彿能傳到你耳中。

　　而這裡的風雨，似乎永遠不會停止。

　　　　︱︱馬克．史特蘭德，︿一個老人在自己的死亡中醒來﹀

＊前言

　　一九九七年三月︵事件發生後正好兩年︶，我蒐集了地下鐵事件被害者及其遺族的證言，發表了︽地下鐵事件︾︵Underground︶這本書。在序文中我曾經說過，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因為有關地下鐵沙林事件一般受害者的具體事實報導太少︱︱而且幾乎都是採取同樣的切入方式︱︱至於其他資訊則都沒有對世間發表。至少我自己就深深有這種感覺。

　　早晨在擁擠的地下鐵車廂內，沒有任何前兆之下就被沙林毒氣撲來，事實上是怎麼一回事呢？那讓每一位被害者的生活和意識產生什麼樣的變化︵或沒有影響︶？身為一個小說家，我想知道，也覺得我們身為﹁市民﹂︵最近這似乎已經變成不太受歡迎的用語了︶應該有必要知道得更清楚才對。並不是以知識，而是以一種真實感覺。以肌膚之痛，以打動內心的悲傷。首先，如果不從這種日常的地點開始的話，地下鐵沙林事件對我們到底是什麼，或所謂奧姆真理教對我們來說到底是什麼？這透視觀點︵perspective︶無法立體凸顯出來。

　　我並不打算站在﹁健全的﹂被害者立場彈劾﹁不健全的﹂加害者，我不是在這種已經被定型的動機下開始寫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追求這事件所牽涉的社會正義，當然我也認為，這世上需要在這明確目的下寫出來的書。但至少那不是我所追求的。我所追求的，不是建立一個明確的觀點，而是許多明確的觀點︱︱為了讀者也為了我自己︱︱提供作成這文章所必須的﹁材料﹂。這基本上和我在寫小說時所追求的目標一樣。

　　※※※

　　老實說，在執筆寫︽地下鐵事件︾時，我有一個原則，決心盡可能不蒐集奧姆方面的資訊。因為，好不容易腦子裡沒裝進世間一般的資訊︵老實說正當奧姆真理教相關事件在大眾媒體上報導得最熱烈的那段時期，我幾乎大多住在美國，換句話說是處於資訊蚊帳外面︶，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仍處於這種無垢的白紙狀態去採訪。換句話說，我想盡可能處於和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被害者同一個立場。也就是在莫名其妙之下，受到莫名其妙事物的致命性襲擊︱︱這樣的立場。因此有關︽地下鐵事件︾，我刻意排除所謂奧姆方面的觀點。如果把這帶進去的話，觀點可能會模糊掉。我只想避免在當時抱著﹁我可以了解這邊的想法，也某種程度可以理解那邊的想法﹂這種搖擺不定的姿態。

　　雖然因此受到一部分人批評為﹁觀點偏向一方﹂，不過攝影鏡頭的位置固定在一個地方，是我做為原點所刻意設定的原則，因此那樣的批評，我想並不能成立為對本書有效的評論。對我所採訪的人，我想寫﹁精神上互相貼近﹂的書︵這當然並不意味站在支持的立場︶，而是想把他們當時的感覺，當時的想法，盡可能寫出有生命的文章。我認為以這種方式服務社會是做為一個文筆家∥小說家，在那個時間點應該負起的任務。絕不是要徹底排除奧姆真理教所擁有的，正負兩面的宗教意義和社會意義。

　　不過在這件工作結束後，書出版了，種種波折過去，事情告一段落後，我心中有一個疑問逐漸膨脹起來：﹁奧姆真理教到底是什麼？﹂以我來說，本來為了讓資訊的不平衡能夠恢復正常，所以集中蒐集被害者方面所陳述的事實，然而在這種作業總算達成、事情告一段落之後，接下來卻逐漸產生﹁我們對奧姆方面，到底真的得到正確資訊了嗎？﹂

　　在︽地下鐵事件︾中，所謂奧姆真理教團的存在，被當作是在沒有任何預兆之下唐突地襲擊而來的﹁實體不明的威脅∥黑箱﹂來掌握，接下來這黑箱的內容呢。我也某種程度想打開來看看。而且我想這內容由於與前一本︽地下鐵事件︾書中所提出的透視觀點做比較對照，換句話說，由於解剖分析其中的異質性和同質性，而可以獲得更具深度的完整觀點。

　　另外一點，我之所以會想從﹁奧姆方面﹂正面著手採訪，是因為一直深深感到﹁結果，即使會引起那樣嚴重的事件，卻完全沒有去解決引起事件的根本問題﹂的危機感。被所謂日本社會這個主流體系所排除在外的這些人︵尤其是年輕階層︶，日本並沒有一個有效而正常的次要體系∥安全網可以容納他們，這種現實情況在事件發生後並沒有任何改變。只要這種本質性、重大缺陷在我們社會上仍然像個黑洞般繼續存在，就算現在奧姆真理教這個集團潰散了，仍然會有同類組成的吸引體︱︱奧姆式的團體︱︱不知何時還會出現，又再引起另一次同樣的事件也不一定。我在做這次採訪之前就一直感到這種不安，採訪結束後的現在，尤其有這種強烈的真實感︵比方一連串中學生的﹁兇殺﹂事件，我想或許也可以當成這種後奧姆狀況的一環來掌握︶。

　　※※※

　　因此我獲得一個結論，就是只能也採取和︽地下鐵事件︾基本上同樣的形式，聽取並記錄奧姆真理教信徒︵或目前已退出教團的原信徒︶的心情和主張。唯有這樣做，我才能在更深一層的地方以妥善的形式獲得我最初希望得到﹁公正疑問﹂的平衡。

　　然而要找到肯答應我採訪的奧姆真理教信徒︵或原信徒︶，比找到肯答應我採訪的地下鐵沙林事件受害者，在另一種意義上更不簡單。到底應該用什麼基準來選奧姆信徒︵原信徒︶呢？也就是說，到底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一般、標準的奧姆信徒﹂呢？有些這種比較根本性的疑問。誰又能判斷這些是正確的樣本呢？此外，就算能順利找到這些人，信徒方面的話如果源源本本記下來，結果豈不變成類似宗教上的片面宣傳嗎？也有這種危險。這是否合適？

　　不過如果從一開始就想太多的話，事情會無法解決。於是我決定，總之一開頭先試著採訪幾個人看看，然後再來考慮吧。老實說這種態度的調整，在我採訪被害者時也一樣。

　　答應接受採訪的奧姆信徒︵原信徒︶，是透過︽文藝春秋︾編輯部有關管道代為尋找的，採訪程序基本上沿襲與︽地下鐵事件︾相同的方式。總之盡量花長時間進行採訪。形式上是由這邊提出問題，由對方針對問題盡可能隨心所欲地談，一次大約花三小時到四小時。錄音帶整理成文章後的原稿，讀給本人聽並請對方檢查。因為不想讓發言的自發性消失，因此盡量不動手修改，不過與事實不符的部分，或容易引起誤解的表現則請對方訂正。削除一些﹁這個寫成文章還是不太妙﹂或添加﹁這件事很重要可是採訪時忘了說﹂的部分。並且在﹁這樣ＯＫ﹂的許可下，才印成活字發表。名字希望盡可能用真名，但有時則因應對方的要求使用假名，是真名或假名，在文中沒有註明。這個條件在徵求同意採訪時，已經事先明確地向對方確認過了。

　　然後對於所談內容是否事實，除了知道是明顯與事實矛盾時之外，基本上並不加以一一求證。關於這一點或許有人有異議，但我的工作是聽取人們的談話，將所談的話盡可能化為容易閱讀的文章。其中或許有一些與事實不一致的地方︵例如記憶本來就是不安定的，如果要加以理論性定義的話，那不過是事實的個人重新組合而已︶，在這種個人故事累積而成的﹁集合故事﹂中，應該含有一個強有力的明確真實性。那是我們小說家每天痛切體驗到的事。我把這想成是小說家的工作，是基於這樣的文脈之下。

　　本來︽地下鐵事件︾中被害者的採訪，和這次與奧姆相關人士的採訪，內容上、型態上並不完全一樣。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這次身為採訪者的我，對於對方的發言，常常插入我自己的意見，有時會提出疑問或異議。在︽地下鐵事件︾的採訪中，我盡可能徹底保持沉默，特別留意不在文章中出現自己的色彩和意見，但這次︱︱只是比較上︱︱則刻意稍微出現一點，雖然留意不要太過分，但我還是覺得有必要這樣表明我的態度，怎麼說呢，被採訪者的發言有時容易流於說教，如果放任不管的話，為了採訪的平衡來說也明顯的不適當，這是與被害者的採訪最大的不同。

　　但有一點我要事先加以說明。我既不是宗教專家，也不是社會學家，對這方面也不熟悉。只是一個單純而缺乏教養的小說家︵我相信世間多數人已經知道這並不是我美麗的謙虛之詞︶，我所擁有的宗教知識只不過像完全外行加上一點點皮毛的程度而已。因此要和信仰堅定的宗教實踐者一起爭論教義的話，我在這狹小的戰場上可能不太有勝算。在剛開始進行信徒採訪時，老實說我並不是沒有這種憂慮。不過我想﹁就算是這樣也沒關係﹂。我想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時，只要說﹁這個我不太懂﹂，如果覺得﹁這種想法不是普遍一般人有的﹂時，只能坦白說﹁這個不管理論上怎麼說，可是我想一般人可能很難理解﹂。而且實際上我就是這樣做。並不是為反對而說的。我想與其隨便用專門用語敷衍幾句﹁嗯。是啊，我懂了﹂讓話頭順利發展下去，不如從基本初步的地方就明白說﹁請等一下。這是什麼意思？﹂把話題一一挖掘出來，這樣的對談似乎比較正常。